周洋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多年的运动员生涯让她与这个充满“潜规则”的中国社会相间隔，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保持了那份质朴，正因为如此才让她“无知者无畏”的说出一句句实话，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实话，我们又如此“叶公好龙”——当实话指向他人时我们大声叫好，当影响到自己时又强烈不满。

在夺冠之时，周洋实话实说“感谢父母”被总局高官斥责“先感谢国家”，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站在周洋一边，齐赞这姑娘真实在，敢说实话；而当市委书记来周家慰问，问及周家“还有什么困难”，周洋再次实话实说“父母没工作”的时候，却有很多人指责周洋“自私”。我怀疑是不是要周洋说谎“家里没困难，有困难我也能自己克服！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努力训练再创佳绩”才令人满意？

也有人拿周洋的奖金说事儿，说你都有那么多钱了，还向市委书记要工作，好不知足！不管周洋按照规定得了多少奖金，都是夺得金牌后所受的奖励，奖励是多是少是另外一个话题，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所明确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人家奥运会夺冠得了多少奖金和父母有没有工作有什么关系呢？谁说奥运冠军的父母就一定要失业？

还有人把周洋向市委书记“要工作”与周洋的个人素质联系起来，说周洋的素质太差，如果换个高素质的人，就不会这样做。如果你家里人失业，又赶上市委书记主动询问你“有没有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还说没有，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本不想工作，二是你太熟悉这个社会或者官场的“潜规则”。但这并非“高素质”，更不是“成熟懂事”，只能说明你太世故圆滑。这是我们社会的另一个思想误区：把世故圆滑误认为是成熟和有素质。

有的媒体则语重心长地劝导周洋：要知道，奥运冠军没有必须得到安排亲属工作的权力。如果说公民个人出于不同的初衷对此事看法有所不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控制舆论导向的媒体，其逻辑混乱的程度确实令人惊讶。奥运冠军当然没有安排亲属工作的权力，但奥运冠军的家属却有享受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周洋那样夺得奥运冠军后，得到市委书记的特殊关怀。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解决所辖地区人民群众的失业问题，并不是夺得奥运冠军后的奖励，而是作为父母官对于每一个所辖地区公民应尽的义务。不管他们是不是夺得了奥运冠军，作为父母官，你都应该走进他们的家里，真诚的问一句“家里有什么困难吗？”换句话说，周洋所得到的“特殊待遇”不过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到权利，仅此而已。

如果说周洋第一次的“感谢风波”源于中国独有的官僚文化体系的惯性思维，那么这次的“工作风波”以我们长期以来“不患寡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来总结，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对此，在新浪微博上一位名叫“老丑”的博友总结的很精辟：第一次，领导容不下诚实；第二次，百姓容不得诚实。因为，这个社会，容不下诚实！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比“自私”更可怕的是严重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人们不相信公平、正义、规则、市场、民主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美好价值观，只相信眼前的实惠和小利，并且为此不惜伤害任何正义的准则。这样的倾向往小处说是集体虚无主义的表现，往大处说是整个民族的信仰缺失。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比“犬儒主义”更可怕的是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今天的社会，缺少的不是小道消息，而是遇到事情后，能够按照正确的逻辑去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籍以获得此能力所必备的常识。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独立思考，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智者的社会。如果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知道再多的“小道消息”，都会成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