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援助的西藏

靳薇从财政补贴、项目投资和人才援藏三方面，详细展示了西藏“援助依赖症”的成型。

经过统计发现，1952到2005年间，西藏社会运转费用超过95%来自中央财政援助，总计1161.39亿元。2005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仅为5.7%。中央财政援助给西藏仅仅带来经济总量上的增长，基本上没有转化为自我成长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点。

1997年到2006年间，靳薇对21个援藏项目进行了调查。发现仅有三分之一的项目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另外七成都存在经济问题，其中五成项目社会效益好但经济运转困难，两成项目严重亏损。

1994年后，援藏被制度化，中央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的总体比例，要大致保存在7:3。援藏干部带来了项目和新的思想观念，但三年一轮换的频率很难靠他们保证项目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西藏本身的人力资源又极为匮乏，2006年的数据显示，西藏本地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约5%为文盲/半文盲，40%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林牧渔劳动者中文盲/半文盲率高达66%，同样无法保证这些项目的运营。

“援助依赖”形成的原因，在靳薇看来除了有西藏本身的特殊性被简单化外，还包括盲目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持续和强化西藏计划经济的运营方式，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等因素。“最关键的是，西藏的援助是‘被’进行的。”靳薇说。

不过援藏政策在藏民中获良好反响。2002年，靳薇通过问卷对1815名藏民做“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藏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超过一般，接近满意。

依赖产生的同时，靳薇也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下半，西藏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发展焦虑”。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且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西藏地区不仅提出当地要实现翻两番，还额外要求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1980年代后期，在全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西藏与全国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种焦虑感愈加明显。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要求“加快西藏社会发展”，西藏地区随即以“超常规发展”来回应中央的要求。2001年，当中央第一次提出西藏要争取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时，西藏又回应说：“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援藏的惯性和阻碍

对于西藏的援助依赖，中央上层已有所警觉。2001年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曾有最高领导人提出西藏面对如此巨大的投入和优惠政策，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容易滋生依赖思想。但由于援助已经被制度化，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加强，援助的力度日益加强。靳薇说：“至今没有看到中央的援藏政策有新的突破，仍然延续给项目给钱的方法。”

但是这种援助的可持续性受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央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口支援省市的意愿和执行能力，西藏自身的筹划实施能力，现在援助方式的实际效益。后面两项的不尽人意已经为人所知，中央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近期应该没有问题，靳薇认为，对口支援省市的情况需要关注。

2001年，对口支援西藏的地区增加到17个，到2004年，四川省就提出，自己省内也有藏区，地理条件与西藏类似，经济欠发达也需要援助，因此退出援助队伍。剩下的陕西、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并非经济发达区域，长期无偿援助西藏恐怕难以始终如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着的重大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中央的财政补贴、优惠政策都会有所期待。唯独对西藏的特殊优待，难免让其他欠发达地区产生不满。

此外，西藏自治区外，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几省亦有藏民居住，其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经济生产方式都类似西藏自治区，近年，这些地区要求与西藏“同等国民待遇”的呼声也日益增长。

靳薇认为，如果持续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经济后进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

当这种“双向依赖”的弊端显现后，靳薇对摆脱困境提出了一些建议。她提出第三产业是西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受自然条件所限，西藏农牧业只能“安民”，不能“富民”，发展工业，又得顾及西藏脆弱的生态，也须面对缺乏企业家和人力资本匮乏的现状。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有利于保护西藏独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目前，第三产业已是对西藏GDP贡献最大的部门。

她认为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中央政府应意识到全面主导经济的副作用，对地方经济实行有条件的干预；强化援助双方的互动；制定规划时需要倾听民众代表甚至上层宗教人物的意见；对援助进行制度化，明确援助双方的权责，必要时进行立法；还有最后一条—吸收国家级专家、援助地区专家、西藏学者共同参与援助计划的制定，以及对援助项目效益进行追踪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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