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宽恕也许没有未来，只有宽恕却绝对没有未来

31岁的冯锦华居住日本多年，是一间电讯公司的职员。2001年8月14日晚上，他获知日本首相小泉不顾抗议，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以后，极为气愤，拿起红漆前往神社，在里面的石雕上用漆喷上"该死"的日语字样。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以"器物损害罪"判其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三年。一些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士说，冯先生可以有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必以违法的途径进行。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清除传统的"造反有理"的“暴民”心态，因为在文明社会，要以宽恕之心待人，不可以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去犯法。但是问题在于，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右翼的“暴民”同样用油漆玷污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塑像，日本并没有对谁判刑，是警方破案能力有限，还是故意网开一面，我们不得而知。在文明社会，法律不可以有双重的标准。

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多年以前就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他教导他的黑人兄弟们对迫害他们的白人实施宽恕，理由是，如果怨怨相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挤着仇恨，人类将永无宁日。乍一看，他说得对，但沿着这个思路一想，不对了。这种声音数百年以来一直在各种宗教、各种著作、各国政府中传颂着，伏尔泰、卢梭、雨果都是这种宽恕理论的倡导者，这些人类大思想家的影响力，比图图要大得多，可是结果呢？这个无情无义、忘恩负义的世界并不讲什么道理，或者说是只有弱者才在那里无休无止地讲道理。世界以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数以亿计的生命牺牲，戏弄了宽恕理论。

宽恕理论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因为人的立场、利益、地位、生存环境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边看是对，那边看成了错，这边看是宽恕，那边看是软弱，这边看是忍耐，那边看是退缩。中国和日本建交30年，中国一直期望有一个友善的东邻，但是为什么中日关系却跌入了30年来最冷淡的时期？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信奉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宽恕”。

战后的德国，被战胜国一分为二。 德国人在经历了铁蹄下的生活，尝到了战败国的战争赔款苦头之后，认罪态度变得不得不诚恳。

与德国相比，日本幸运多了。他们一贯的机会主义使他们在迅速与仇敌美国结盟中大捞好处。幸运的日本人，同时还破天荒地遇上了两位都不要侵华战争赔款的中方慷慨大恩人--蒋介石和毛泽东。

学者刘秀铭指出，不论当时两人出发点是什么，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慷慨之举实为自找麻烦，不但使得一项主动的巨额战争赔款没有进帐，还错过了一次将日本认罪写入历史的机会，反过来演变成被动地一年一度无休止的抗议。

1987年，一位中国诗人以《不死之鹤》为题，无限惋惜地为日本一位被原子弹炸死的小姑娘写了一首诗：“一千只纸鹤在天上飞，那领头的第一千零一只却已死去……”诗人把诗寄给挨过日本人大轰炸的老诗人流沙河。诗人说，当我读到流沙河对《不死之鹤》的评语时，我怔了很久，心底深处流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震颤:"原子弹投得好，不投还要死更多的人，中国人不必跟着日本人哭。"短短的二十六个字寂然无声，肃穆工整的蝇头小楷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表达了中国人应有之态度。

建议投原子弹的，是人类最智慧的大脑---爱因斯坦。试想，如果当时的日本军方以牺牲一亿人为代价进行本土作战的“玉碎”战法得逞，日本人不是死得更多吗？89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提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无法回答的悬问：面对一个垂死的杀人刽子手的真诚忏悔，我该不该宽恕他？以国家、政权名义出现的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的罪行能宽恕吗？宽恕反人类罪，本身就有纵容之罪，宽恕恶魔，世界就是一个魔鬼的世界。

我们所能做到的宽恕，仅限于不能以民族复仇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战后的日本，而对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一切罪行，我们无权宽恕。因此，刘秀铭说，“中方应当十分清楚认识到，只有压力才能使日本认罪。中国最需要引以为戒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恩怨式的处理国事方法。最需要学习的是美国式的务实外交：灵活主动并以国家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偏离这个准则，中国的强国梦大概也只是遥远的梦而已。”

那么，对峙就有前途吗？

二、中国和日本正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将使两国“终有一战”

极端民族主义像麻风病一般在互联网上蔓延，互联网是代表世界未来的青年人的天下，中日两国年轻的网民们在这里以“网”作刀枪，进行着白刃格斗。在数以千计万计的侮辱性文字之间，也不乏文笔犀利的漂亮文章和黑客义侠，但是，在嘹亮的口号和激昂的情绪之下，隐藏的是仇恨和疯狂。终有一天，任何力量都将难以阻止它，那时再想把这个魔鬼赶回瓶子里去，已是悔之晚矣！

智慧不会遗传，仇恨却会沿着血脉遗传，遗传下来的仇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狂热性。2001年7月5日，日本五大主要报纸之一的《每日新闻》对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的1100名日本选民进行了关于小泉"构造改革"的电话调查，并把靖国神社问题作为调查的一个附属部分。调查结果显示，69%的被调查者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1%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可见，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得到日本相当一部分国民的支持。

陆培春作为旅居日本的大学教授，每每在演讲结束后受到质疑，许多年轻听众对他不满地说："你批评日本是干涉日本的内政！""上一代做的事与我们无关！""提这个战争问题，无非想敲诈日本人，得到更多经援".....在战争观和历史观上，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极深的鸿沟。鸿沟里就是沿着血脉遗传的仇恨。日本民族永不服输的精神本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但是面对150年间日本最错误的决策，最惨痛的失败，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却蒙蔽了日本一些人一贯的智慧与灵活，使其历史观变得狭隘，正在固执地复制错误。

2001年，在一个由中日两国两家主要媒体主办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前驻中国大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在中国各地，有不少写上'抗日'字眼的历史纪念馆。我曾经向中国的朋友说过，如此没完没了的写着抗日是不大好的。因为，不管怎么解释，（日本）年青人都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如果中国是大国的话，我想也许朝着逐渐改变的方向会更好。驱使双方结上没有必要的怨恨的框架不会给对方带来良好的感受。当然，前提是日本方面也得以史为鉴。"

关键是日本青年没有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日本的教科书还在一个劲地修改，把一种罪恶说成义举，或者是好心办了坏事，所以无法“以史为鉴”，很情绪化地指责说出战争真相的人。1999年8月，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有近一半的日本青年不认为50多年前日本所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不知日本高层是否意识到，这种不反省战争罪行的情绪化做法，只能激起对方---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的所有亚洲国家的民众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最终损害日本的利益。

有趣的是，不少日本专家学者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来自本身唯我独尊的"中华思想"，言下之意是中国咎由自取。他们把"天朝时代"中国的"霸道"与今日的"中国威胁论"说得头头是道，但一触及台湾问题，则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台湾不该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台独有理"论。说到侵华战争，他们说日本不应该由下一代为上一代承担责任，轮到中国，则封建王朝时代的负面记录应该由今日中国全面承担。

在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日本从1987年以后军费开支一直占世界第二位，每年投入约500亿美元。此外，日本还计划在 2007年前发射8颗间谍卫星，以搜集各种情报，提高对周边事态的反应速度。根据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专家以及情报部门的分析，日本早已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条件和能力。

1998年1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演，他说，在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中国军民伤亡人口高达3500万，经济损失则达6000亿美元以上。他认为有责任说出历史真相，以免日本的军国主义再度抬头。江泽民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正面向日本讨回公道中国元首，但是日本首相小渊只把这段历史轻描淡写地称作为“不幸的关系”，仅仅表示“反省和道歉”。

江泽民的演讲两度遭到反华示威的干扰，一名示威者先在讲堂内高喊“不同中国合作，不同江泽民合作”的口号。而日本多数媒体文章给人的印象是“要求日本赔罪纯粹是中国人无理取闹，而日本人却光荣地打赢了一场外交仗”。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中国低估了日本依然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军国主义怀旧势力与亲台右派势力。

日本似乎正在被仇恨和耻辱构成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开始的点身不由己了。就像当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明明不愿与美国开战，明明知道不是美国的对手，却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率先引领整个民族走上了自杀之路。

一个是经济大国，一个是人口大国，中国和日本有责任共同防止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蔓延，防止发生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借用那位前驻华大使的话，“前提是日本得以史为鉴。”

三、庄严、无畏、优美地倚剑而立，在对峙中寻求平衡的支点

宽恕理论不能成立，极端民族主义又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敌人，怎样才算是正确的抉择？

平心而论，日本民族有许多世界公认的优秀品质。《古都》《雪国》中古雅、淡泊、苦涩、闲寂的文学审美高度，围棋中一子定乾坤的苦思与决绝，柔道的勇猛、顽强与必胜信念，工作中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天生的苦干、实干精神，都非常值得中国人思考和学习，以治疗懒散和不求进取的陋习。然而，日本人充满危机感的岛国意识，却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亦能伤己。资源的缺乏，对贸易的依赖，脆弱的岛屿经济和地理政治位置，成了日本民族的心病，也成了他们锲而不舍、坚忍不拔追求强盛与强权的动力。1992年，一位美国记者问日本战略家冈崎久彦：日本外交政策有没有固定的原则。他说，我们两国的历史不大相同，贵国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日本是建立在一个群岛之上。

“四海之外皆仇敌也”（1896年明治维新一位领袖的话），这是日本民族灵魂深处的东西，也许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作为日本的邻国，中国既不能神经脆弱，也不能高枕无忧，既不能不顾对方的观念与感受，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历史已经证明，两国之间的彻底“压倒”、完全“战胜”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对峙与交流中找到平衡。与日本的对峙，是一种高水平的较量，是一种适度的强硬，是一种竞争中的学习与借鉴。当中国强大到在经济实力上能与日本平起平坐时，两国的关系才能真正“友好”起来。就像日本与向它投了原子弹的美国的关系一样。

日本民间有一则含义很深的故事：一位茶匠碰到了一个无赖的武士，不通剑术的茶匠向武士求饶，武士知道了他的软弱，更要欺辱他，要他比剑，或交出身上的财物。茶匠为了能够庄严体面地死去，听从高人的指点，抽出长剑高举过头，摆好姿势，闭上眼睛，准备一听到喊声就挥剑砍去。那武士立刻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格：无畏、无我、无念，武士被这种气慨震慑了，扔了刀，趴在地下求饶。

这个日本故事也可以为中国所用，中国之剑高举过头，不是为了杀人，而是要表现无畏之勇气，自强之决心。无独有偶，一位中国台湾的作家也以剑道出了今日中国人之心态：

---行年渐长，对一己的荣辱渐渐不以为意了，却象一条龙一样，有其颈项下不可批的逆鳞，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不是地理上的海棠叶，而是我胸中的这块隐痛……我所渴望赢回的是故园的形象，是散在全世界有待拼图一般聚拢来的中国。

---有一个名字不容任何人污蔑，有一个话题绝不容任何人占上风，有一份旧爱不准他人来置喙。总之，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我会一面谦卑地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有一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