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传奇

古陶

在河东大地上，普救寺是一座平平常常的佛寺，但在朝朝代代的青年男女心目中，普救寺又是那样的不同寻常，承载了一段美丽的爱情佳话。

我去过普救寺多次，第一次的印象终生难忘。那是1995年元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一行数人先去蒲津渡遗址看铁牛，再看已经成为废墟的蒲州城，最后登上处于峨眉岭原头上的普救寺。记得当时还参观了普救寺背后搭建的一个供拍摄电视使用的仿古城垣、街巷。说来也怪，整个上午，大雾始终弥漫着蒲州大地，让人有一种朦朦胧胧、隔纱看景的感触。在大雾缭绕的氛围中，理智终未能战胜情感，我深深陶醉在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里，连影城似乎都固化为历史，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如果说蒲津渡大铁牛给与我的是惊讶、蒲州城废墟给与我的是震撼的话，那么普救寺乃至莺莺塔给与我的便是联想。

应该说对普救寺我是有所了解的，乾隆《蒲州府志》“古迹”条目中明确记载，“普救寺，在郡城东六里。唐时名西永庆院。五代时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明初，并广化、旌勋、藏海、乾明四寺入焉。寺有窣堵坡，合砖成之，于地击石，有声若吠蛤，盖空谷应声类矣。”但不够确切，普救寺的得名不在五代，唐代即已名之。由于唐代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寺内，寺中舍利塔便有了莺莺塔称谓。隋唐以来，寺庙与莺莺塔历经后周、宋元，代代修葺、重修，到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陷蒲州的一场大地震使寺庙佛塔俱遭破坏，九年后的四十三年时任知府张佳胤倡导又仿原塔重建了寺院和莺莺塔。到1920年时不幸又遭火灾，致使普救寺只留下莺莺塔、三大士洞和寺前石坊。虽说普救寺和莺莺塔历经沧桑，但普救寺和莺莺塔的影响力却始终未曾削弱过，从唐代经金代到元代，名声越来越大。而这其中的缘由就源自唐代文人元稹首创了以普救寺为发生地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到金代董解元又加工成《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杂剧大家王实甫则将这一故事演绎到顶峰，再创造为元杂剧《西厢记》。由此，普救寺成为青年男女向往的爱情圣地，莺莺塔成为爱情的象征。

但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部历经千百年锤炼的作品，却偏偏被人无端炒作，把作品中的张生与初创者唐代诗人元稹一一对应，而且还上升到所谓道德的高度，对元稹大加指责，什么负心郎、大流氓。更有甚者连崔莺莺这样一个艺术形象也不放过，说她原是胡姬，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云云。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众多的炒作者中还有一些学者充当所谓举证者，以所谓学术问题亵渎古人。好端端一个在百姓中世代相传的爱情故事，非要弄得不伦不类，把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生拉硬扯，真让人哭笑不得。文学创作的原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杂取众人合成一个。如果硬要对一个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进行所谓的考证，那简直就是无聊；如果把艺术形象也当成历史人物搞所谓的学术研究，那简直就是对学术的玷污。

元稹是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人，虽为北魏拓跋氏皇室后裔，但家业早已败落。他8岁丧父， 15岁以明两经擢第。21岁初仕河中府，25岁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28岁列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元和四年（809）为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次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后历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员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为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为尚书左丞，五年，逝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元稹一生最大的贡献不在政治，而在文化，创作有大量的作品，诗歌成就最大，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这样一位古人、文人、诗人，后人给予的应该是尊重。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元稹的《莺莺传》，也许像诸多普普通通的寺庙一样，普救寺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明人也不会仿唐建筑再造一座保留有唐代风格的普救寺和莺莺塔，1985年政府文化部门也不会依照历史的风貌重修普救寺，更不会留下这爱情的千古绝唱《西厢记》，红娘一词也断不会存在。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

古今中外，除了元稹，有谁还能写出如此佳句？应只有元稹一人可为！

1995年之后，我曾数次到普救寺，但再没有当时的感受，也许是缺少了漫天大雾的缘故，但昔日的印象已深深刻录在大脑的硬盘上。

也许是心有所想的缘故，我常常做一些关于莺莺塔的鸳梦，自己还堂而皇之地成了鸳梦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