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稿，激起了人们对教育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教育体制改革虽姗姗来迟，但何去何从仍是一个未知数，它至少折射出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艰难。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转型而“后发”的。直至1904年--鸦片战争60多年后，中国才开始了“教育改革”。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翌年废除科举，正式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历程。回首百年，中国历经多次教改，从民国时期的开放性的社会多元办学到建国以后的行政统一办学，其后又历经“高考存废”的折腾式“教改”和拨乱反正，乃至20世纪80年代教改的曙光初现。始于9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行政化（政治化）和商业化（产业化）相结合的“改革”，则快速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产业的大发展，但亦把与世界主流教育相背离的中国特色的行政化八股化的应试教育制度推向极至。教育费用的高昂，教育质量的低下，教育不公和教育腐败等教育问题与医疗卫生、房地产问题被人们称之为“新三座大山”。更有甚者，教育的行政垄断不断强化，考试的“改革”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既折磨考生的神经，又掏空家长的钱袋，同时制造出考试暴富一族--世界独有的考试产业链和考试寻租链。
　　教育目标的偏离和教育机构的扭曲
　　教育目标的偏离学校以培养“德、智、体、美、能”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这本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但是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政治需要和稳定压倒一切，学校不仅肩负“教书育人”的功能，而且是“维稳”的工具。于是公民的“德行”教育异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灌输式”的培训。“创造性、实用性、分析性”三大思维方式的全智能教育，化为只含有部分“分析性”的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或“考试机器”替代了创造性或应用性人才。至于美育尤其是能力教育几乎是荡然无存，以至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就业难”成了社会大问题。维护稳定和进行思想教育显然无可非议，但以什么方式维稳？如何进行思想德育教育？如何将思想教育与公民教育以及其它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远没有解决。
　　教育机构的扭曲教育机构可归类为与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和第二部门的企业组织相区别的“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它具有“公益”的性质。起源于欧洲的大学都是由“第三部门”主办且属于“第三部门”。当然，这并非排斥政府和市场（投资者）办教育。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它具有外部性、关联性以及服务与产品兼有的特殊性。因此，它的组织及功能既区别于行政科层式的政府组织及其强制性的职能，又区别于一般的工业（商业）组织及运作模式。
　　然而，伴随着教育机构（学校）的扩张，越演越烈的教育行政化（政治化）和商业化与教育应试化（八股化）的奇妙结合，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制度”。于是，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则助长了假大空的表演。“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官本位制及其观念意识侵蚀了大学圣洁的知识殿堂，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尊严。专家成了商家的点缀，老板挤满了“殿堂”为的是一纸文凭，急于贴现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当官赚钱成了入学的唯一目的。与“真善美”的教育精神和“德智体美能”人才培养的宗旨完全背离。
　　教改的障碍
　　既得利益的障碍教改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将按照世界通行的教育规则，重新规范构成学校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出资人、社区、政府的角色及相互关系。合理的定位是：学生--既是教育“产品”又是享有教育服务的消费者；老师--既是产品的“制造者”又是提供教育服务的专业人士；行政人员--既是生产的职业管理者又是行政服务的提供者；校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教育家（类似于企业家）；出资人、社区、相关人士及政府官员则扮演集体决策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但是在现行体制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不完整甚至错位的。重新配置资源以及角色定位的教改必然触犯现行体制而生的既得利益并遭到强烈抵抗，比如，如何消化大大小小的不称职的富余行职人员？如何消化“一本教材定终身”的过时教授？如何消化众多的“吃政治饭”的政工干部？如何把大学办“社会”变为社会（公众）办教育？这是教改的难题之一。
　　意识形态的障碍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维稳即防止学生闹事，随之而来的是管理的政治化。学校管理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事过20年之后，是否应当淡化意识形态而强调公民教育呢？学校党组织的功能是否应当有所变化呢？比如从直接组织领导转化为思想领导和监管呢？如果不加以改变，教育行政化以及由此而生的所有弊端是不可能解决的。寻求一种既能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又能享有充分自由教育的制度改革，必然遭遇意识形态的障碍。
社会环境的障碍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社会环境是最大的“教育者”。教育的应试化与30年前确定的高考制度是分不开的。30年前确定的八股式的高考招生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它比“四人帮”时期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制度既体现公平又体现效率，但相比当今世界主流的“五合一”--高考成绩、老师推荐、社会表现、在校成绩、特殊才能的综合评分择优录取制度，不论在考试方法上（可以多样性并有选择性的考试），还是在录取上（考试与录取相分离）都十分落后。“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难以改变，固然与行政垄断有关，但也与法治和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这也是高考制度难以走出困境的症结所在。
（详细教改专题见 中国改革网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rdzt/jygg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