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改革中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但常常发生无谓的“口水战”。因此，澄清一些概念和常识是有益的。

　　一、什么是教育--关于教育的争论

　　教育其本意是教书育人。学校既是教育服务的“组织机构”，又是教育的“服务场所”；老师既是教学服务的供给者，又是“教育产品”的生产者；学生既是教育的“产品”，又是享受教育服务的消费者（顾客）。

　　因此，可以说，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服务型产品，它涉及到供给与需求，谁生产，谁购买，谁付费，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等问题。

　　1、教育是一种外部性强的特殊产品，而不一定是公共产品

　　按照通常的定义，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就某一学校而言，其提供的教育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教师和容纳学生的课堂是有限的，其“本性”显然不属于公共产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国家或某一社团为消费者即学生付费而产生“免费产品”，学习者不再因无钱交学费而“排他”即被挡在校门之外，那么也可以视为公共产品。推而广之，如果一个国家所有学校的初级教育“免费”，那么该国免费的初级教育亦是公共产品。可见，教育和许多其他免费产品一样是“人工”的公共产品，而非像阳光雨露那样“天然”的公共产品。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也可视为制度性公共产品。

　　由此可见，不能简单的将教育说成是公共产品，教育是否公共产品的抽象争论则是毫无意义的争论。

　　由于知识、技术等具有共享性和外溢性，良好的教育则是一种正外部性强的特殊产品，具有“公益性”。反之，“不好”的教育也会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所以自古以来，仁人志士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愿意捐款资助教育，造福于社会。

　　2、破除“公立”和“私立”的二元论，多元办学

　　教育产品不一定非由国家“制造”（即“公家”举办）。即便是免费的初等教育也不一定由国家举办。各国的实践证明，许多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办得更好。应当大力发展“私立”学校，公共产品不一定非得国家“自办”，也可采取采购的方式，如国家资助（补贴）举办者和受教育者等等。因此，应大力提倡多渠道多元化办学，以扩大教育的供给。

　　3、“补”供方（生产者）还是“补”需方（消费者）

　　长期以来，国家对“教育价格”--即学杂费采取低价或零价格的方式，然后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补助校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管不到位，这种补“供方”的方式缺乏效率，资源浪费严重，且苦乐不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采取发“教育券”（教育凭证）的方式，“补”需方即“补”消费者（学生），这是一种既公平（可以择校）又有效率（杜绝浪费）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4、区分教育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逐步放开“营利性”办学

　　传统的分类将教育分为公立和私立，相对公立（政府）办学而言，所有非政府办学都称为“私立”，这只是表明举办者的身份和资金来源的不同，并没区分公益性或私益性，应当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划分教育的类型。从举办者的目的看，教育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分，如果以要求投资回报为目的，即为营利性教育，与任何投资者一样，属于“企业”行为。如果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要求投资回报则属于公益性行为。公益性行为者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团体和个人。许多非营利性的私立学校表现出真正的“公共性”，其产权为社会公共所有和所用，私人出资者不收取回报。此外，正如教育资金来源多元化，使得“公立”和“私立”界限模糊一样，营利性教育和非营利性教育也常常存在同一主体。比如，许多公益性、非营利性高校也开始与投资者合作办学，一些营利性学校也接受非营利性的捐助和拨款等等。另外，判断是否营利性并不在于是否有“利润”，而是“利润”的归属决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如果利润归投资者，则是营利性；反之，则非营利性。营利性学校与许多企业一样，虽出于主观赢利需要，但客观上也提供了社会教育需求。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营利性教育比非营利性差。

　　由于中国不允许民办教育进行营利性投资，少数民间投资者“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非营利性教育招牌进行扭曲的投资，通过抽逃资本、成本转移和弄虚作假牟取暴利，损害了民办教育的声誉。此外，教育的垄断也带来寻租和腐败。从长远看，应放开教育，允许有条件的个人（团体、企业）举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教育，以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

　　5、高等教育--稀缺产品问题

　　一般来说，产品的“必需”程度越高，越易成为公共产品，产品的“奢侈”程度越高越是市场品。“奢侈品”通常是稀缺品，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必需品变为公共品是大势所趋。在现今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的约束下，中国的大学仍然是稀缺品或奢侈品，越是质量高的大学，稀缺程度越高。因此，越是高质量的大学越应市场化和社会化，越是应向市场和社会融资，而不是向国家融资。比如清华、北大等名校应像美国哈佛大学一样，办成“社会化”大学。反过来说，国家“投资”应向必需品即基础教育倾斜，唯其如此，才有效率和公平可言。

　　6、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指的是国民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不因为种族、性别、阶层的不同和贫穷不能上学。但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大多数国家把平等受教育只限于“九年基础教育”，中国也是这样，超出基础教育的大学教育就不能“免费”享受了。但是还有另一种平等，“才能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作为稀缺品，不能满足芸芸众生的需要，谁能进入呢？总不能价高者得和权高者得吧。即便是富人和权贵子弟，如果“才能”太差，显然也不能进入；即便是穷人孩子，只要“才能”出众，也能进入且不用自己掏学费。这就是另一种平等--“才能面前人人平等”，它是名校的规则。

　　二、关于教育行政化之争

　　“去行政化”已成为当今教改最响亮的口号，也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却招来了一批教育权贵的不满和责难，不知是装傻还是卖乖，“去行政化”被诠释为“不要行政管理”。这种诠释将被戏称为“中国式的智慧”或“中国式的笑话”，看你从哪边来解读。

　　中国教育的行政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明眼人都知道教育行政化除了指学校行政级别化，教学、科研和学术行政化乃至教授行政化之外，在教育行政化的背后是政治化，只不过有禁令，不太好挑明罢了。国人不敢说老外还不敢说吗？这里引证新加坡教授郑永年先生关于“教育政治化”的一段诠释：

　　当前教育的症结是教育政治化。30年高教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违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教育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号召，掩盖并强化教育长期以来政治化的弊端，结果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政治化、官僚化丝毫未触动，反而变着花样加强，以浮夸的“大跃进”之风，制造假繁荣，追求“政绩”，而市场经济下的商品化大潮带来的一切污秽，全被教育所沾染，结果是“官”与“商”相勾结、“权”与“钱”结了婚，教育的腐败和危机由此而生。这是我总体的看法，通俗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教育改革当中是拿来了两者之弊，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最坏的东西拿来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的优点都放掉了，把两方的缺点集中在一起搞教育。中国30年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改革，而所谓改革是在一些表面上操作、管理层面上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

　　大学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一不是学校自己办学。“公立”成了“商立”，“公立”变成了“官办”，教育拨款单一化，资源配置垄断化、集权化。二是现代大学教育“提升人格”（以人为本，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的理念严重异化，变成了“工具制造”型的教育。三是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训育”与“训练”。西方研究证明，此种“训练”式的教育扼杀自由与个性。四是教育管理“官本位”，校领导由官方任命，是官员（副部级、厅级），而不是教育家（有一个时期，甚至要校领导当政治家）。大学机构膨胀，非教学、科研人员过盛。

　　从学校的主管关系看，公办学校当中有的由国家机关直辖，有的归各省、市教育部门直属，有的是各部委直管，也有区、县、乡（镇）甚至村管的学校，再加上非政府系统的民办学校，各级各类学校壁垒分明，等级森严。从国务院部门，到省、市、区，几乎每一级部门手上都有自己管的几所学校。这种区域属性有的以校名或文件方式确定下来，省立XX学校，市属XX学校，代表着权、利划分的分工控制的潜规则。例如办学审批，大学由省里管理和审批，高中由市批，区里管小学和幼儿园，各有各的权限，相当于每级教育部门都为自己掌握了一块“自留地”。各地重点学校仅占学校总数2%，但是却占用了政府20%的教育经费。这类学校集国家重点投入的财力、人力打造，含金量相当高，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是当今教育界“择校”现象的源头。能进入这2%学校的绝大多数都是特权阶层子弟，或者说社会上有财有势之人。这些学校虽然有些已接近全额财政投入，但是离公共教育越来越远，只是吃公共财政的“权贵学校”。

　　郑教授上述的话如何？入本三分吧。

　　三、关于教育的“科学化”之争

　　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另一项改革成就就是教育的“科学化”。姑且不论如何进口洋玩意儿和洋技术之硬件来装饰中国的顶级大学，就拿“科学化”之软件来说吧。我们还是引述同样是“洋人”的郑永年先生文章的一段绝妙阐述：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详细教改专题见中国改革网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rdzt/jygg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