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之恋》对“文革”时期的描写太过离谱 

张放 

没经历过“文革”没有问题，但不能想当然地，或按自己想当然的办法，对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歪曲性质的描写。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说，《山楂树之恋》的作者，在“阶级成份”问题上，就已经严重地背离了历史事实：让一个司令员儿子，硬生生地爱上历史反革命的女儿。 

“文革”时期，阶级出身，或者叫，“阶级成份”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多大作用呢？请看下面，这是一位研究“文革”的哈佛中国学者，回国花十几年时间，所写极具史实价值的书中的一小段文字。从中，我们就能看到，“阶级出身”会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多大影响力： 

    杜孟贤，男，大连市旅顺口区（现旅顺市）大井口村人，其父亲被划成“富农”（注意，只是个“富农”，离“历史反革命”还有一段距离），他也遭到迫害，1968年自杀。死时30岁。杜家在1950年被划为“富农”，杜孟贤就成了“地富子弟”。在农村里，除了所谓“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本人，“地富子弟”就是最受歧视和压迫的一类人。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如此。到了文革中，对“四类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的迫害，就变得更加严重（是严重了，而不是减弱）。文革前夕，杜孟贤跟一些民工在四川修铁路。文革开始后，修路队解散了。家里写信要他想办法不要回来，但是他回来了。回家以后，遭到“斗争”。杜孟贤上吊自杀。他死的时候30岁。 

   因为“阶级成份不好”，他一直没能结婚。这在“地富子弟”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女人和“地富子女”结婚，生下孩子又是“坏成份”的人。干部们解释说：如果不这样对待“地富子弟”，那么“地富”年老死亡后，阶级斗争不是就要没有了吗？”———文革中有“革命大批判高潮”，“批判”的重点之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按照文革的逻辑，为了让“阶级斗争”不“熄灭”，就必须不断找出新的“阶级敌人”。把老“阶级敌人”的子女当作“阶级敌人”来开展新一轮的批斗，是最为方便易行的做法。正因为如此，千千万万“地富子女”中，杜孟贤这样的遭遇并非少数。 

在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臭狗屎的历史时期，一个司令员儿子与历史反革命女儿的爱情故事，其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就在这本《山楂树之恋》里发生了，而且，接下来对文革的描写，也能看出来，作者对“文革”的常识几乎为零：  

    静秋小声问：“那你父亲真的……有那些事吗？”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父亲是很爱我母亲的，虽然他不知道怎样爱她才是她喜欢的方式，但他还是爱她的。……” 

又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静秋说：“你讲故事我听吧，你看过那么多书，肚子里肯定有不少故事，讲一个给我听吧。”

他就讲了几个故事，每讲完一个，静秋就问：“还有呢？还有呢？”他就又讲一个。最后，他讲了一个没题目的故事，大意是说有一个青年，为了挽救他父亲的事业和前程，答应娶他父亲上司的女儿为妻，但他心里是不愿意的，这事情就一直拖着。后来他遇到了一个他  自己喜欢的姑娘，他想娶那个姑娘为妻，但那个姑娘知道了他跟另一个姑娘有过婚约，就不信任他，躲了起来。

讲到这里，他就停下了。

她问：“后来呢？把故事的结局告诉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结局，如果你是……那个姑娘，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那个青年后来遇到的姑娘，你会怎么办？”

静秋想了想，说：“我想，如果那个青年可以对一个姑娘出尔反尔，他也会对别的姑娘出尔反尔的，所以……如果我是那个他后来遇到的姑娘，我肯定也会躲起来。”说到这里，她似乎恍然大悟，“这是不是你的故事？你在讲你自己？”

他摇摇头：“不是我的故事，是从很多书里看来的，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大同小异。你看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吗？罗密欧不是很爱朱丽叶吗？但是不要忘记，罗密欧在遇到朱丽叶之前也喜欢过另一个女孩的。”

“是吗？”

“你忘记了？罗密欧遇见朱丽叶的那天，他是为了另一个女孩去那个聚会的，但他看见了朱丽叶，就爱上了她，你能说罗密欧既然能对第一个女孩出尔反尔，就一定会对朱丽叶出尔反尔吗？”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1974年的文革后期里，一个父亲被文革冲击、母亲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前司令员儿子，却使用着2000年时的中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跟一个当时的历史反革命的女儿，高谈阔论当时全中国所有人都不敢谈，也没心思谈的极其敏感的话题“爱情”，并引用当时很多只会想到毛主席教导的话，却绝对不会想到的狗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来印证自己的爱情小游戏，我看，不是作者疯了，就是那个时代疯了。 

“姑娘”一词在文革时，是不受欢迎的词，至少它会让人想到“流氓”“坏蛋”等词。而最准确的用语是，“女同志”。“妇女”只有在“三八妇女节”里会被正式使用。“姑娘”与“爱”等极其具有资产阶级意味的词句，事实上，已经濒临灭亡境地。所以，当刘心武于文革结束后快十多年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爱情的位置》，将“爱情”公开示众时，还引来全社会的大讨论，并引起当时的很多老同志们的不快。

星期四下午，静秋匆匆赶到长途车站，挤上了开往K县城的最后一班车。没想到车刚开出K市就抛锚了，停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地方，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听见汽车发动机声。

静秋急得要命，等赶到K县城，肯定7点都过了，车站都关门了，不知道老三还会不会等她。如果他走了，她今天是没法赶回西村坪了，只好在K县城找个地方住一晚上。但她身上的钱买了车票之后就没剩下什么了。她想，万不得已的话，只好把大妈请她买毛线剩下的钱用来住旅馆了，只不知道住一夜旅馆要多少钱。 

作者想当然地以为，这段细节绝对会发生，并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但任何有点“文革”常识的人，都会看出来问题：你以为时光飞逝到了今天，光有钱就Ok了吗？还得要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介——绍——信。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读者们来说，我说的这“介绍信”，可能会让你们产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来。但要知道，在文革时，光有钱，并不能找到住的地方。而且再普及一下“文革”常识，没有粮票，也不行。也就是说，有钱不等于有粮票，但有了钱有了粮票，却没有介绍信，那是万万行不通的。什么叫介绍信？就是你所在单位必须准备的东西，是一种证明你是这一单位的人的一种证明。而且，这种介绍信的东西，直到文革结束后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上旬，还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要去包括北京上海等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必须要有介绍信，哪怕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旅店，也不能差了“要介绍信“这道手续。

连公共汽车都没有，几家餐馆早就关门了，没地吃饭了。

静秋问：“你吃了没有？如果你吃过了，我们就不用找餐馆了，回到西村坪再吃吧。”

“我也没吃，开始准备等你来了一起吃的，后来就怕离开了会跟你错过，所以就守在那里。你肯定饿了，还是先吃点东西吧，待会儿要走很远的路的。”他拉着她的手，说，“跟我来，我有办法。”

他带着她到县城附近的那些农民家去找吃的，说只要给钱，总归能找到饭吃。走了一会儿，他看见一户人家，说：“就是这家了，房子大，猪圈也大，肯定家里杀了猪的肉还有剩的，让我们去开开荤。”

他们俩去敲那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听说他们是来找饭吃的，又看见老三手里的钞票晃来晃去的，就把他们让进屋去。老三跟她谈了一会儿，给了钱，那个妇女就张罗做饭了。 

作者已经全然不顾历史逻辑了，居然把今天的“金钱至上”的理论，硬生生套到了那时了。还什么“又看见老三手里的钞票晃来晃去的，就把他们让进屋去。”那时的人们，1974年，支撑社会当时的主要思想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钱算什么，而且，家家都没有钱，也都没有人敢向钱看。那年代出了很多像《火红的年代》《青松岭》等电影，都是严厉批判向钱看的电影。《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成为那年代指标性人物。而里面的反面人物，则被起名为“钱广”。向钱看，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政治后果，刚刚经历了严酷斗争的文革高潮时的人们，哪个敢忘记呢？ 

而且你以为你有几个零钱，就能买到猪肉吗？在那个一切都要进行凭票供应，尤其是猪肉要凭票进行全社会的平均分配的年代里，你一个小小的“老三”，就晃一晃最大也不过10元的票子，就能打动房东了吗？弄不好，你可能会被那生产队里的学马列积极分子给抓起来，进行现场批斗呢！ 

那顿饭对静秋来说，真是太丰盛了，新米煮出来的饭特别好吃，几个菜也是色香味俱全，有一碗煎得两面黄的豆腐，一个炒得绿油油的青菜，一碗咸菜，还有两根自家做的香肠。他把两根香肠都夹给她，说：“知道你喜欢吃香肠，刚才专门问了，如果主人说没香肠，我就要换一家了。”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香肠？”她不肯要两根，一定要留一根给他。

他说：“我不爱吃香肠，真的，我爱吃……咸菜，队上食堂吃不到的。”

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就是这家了，房子大，猪圈也大，肯定家里杀了猪的肉还有剩的，让我们去开开荤”的人家里，他们这两个陌生人，两个没有介绍信的一男一女，一个是被打倒的司令员儿子，另个是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居然不仅仅吃到了新米，吃了“几个菜”，而且“色香味”还俱全，更有甚者，居然还吃到了自家做的香肠。作者真的疯了。首先，能吃到一个菜，已经不错，而且“色香味”意味着什么，那等于全社会已经有了很多可以买到的副食品了？其实，甭说副食品，就是主食能天天吃好吃饱，就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而且，家里自做香肠？在1974年的文革后期？问问所有经历过那时期的人们，当时的一个小县城里，哪个私人家里会做，而且敢做香肠？即便做了，又怎么敢卖给两个来历不明的一男一女？卖给连介绍信都没有的人？卖给社会上只讲《青松岭》，讲《春苗》，就是不讲金钱的背景下的一男一女，而且这一男一女，一个是被打倒的司令员的儿子，一个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故意与《山楂树》过不去，是因为，它与很多今天的粗制滥造的小说作品，与很多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一样，只关注所谓市场效应，却对基本的历史环境于不顾，不免让人产生悲伤与郁闷。 

其实，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也很难用自己的想象力，最近距离地贴近那段特殊的历史阶段。从《山楂树》就能看得出来，今天的出版者，今天的读者，也可能包括今天的很多作者，正开始误读“文革”这一刚刚过去才不过几十年的极特殊的历史产物，而且张艺谋还要推波助澜，将这种误读的小说，搬上银幕，让误读继续肆虐。而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最后，请张艺谋们在急于给误读“文革”行为贴金的同时，别忘记巴金上世纪80年代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建立一座“**博物馆”，因为，他知道，假如后人忘记了历史，忘记了历史里的全部真相，真的就意味着背叛。而且，我也知道，你也是文革过来人，别真的成了艾青儿子&%……%描述你的那样，在拍了极具臭狗屎特征的《三枪拍案惊奇》的烂电影之后，果真成了一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