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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嬉皮考

——从“臭飞”到“无佬”到“后青年”

廖伟棠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王泽的《老夫子》漫画，这是一本承载香港人集体记忆的书，这记忆主要指向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那个三、四十年前的香港画图中，经常出现一个反面人物——老夫子称他为“臭飞”，“飞”即“飞仔”即“流氓”意，他长发垂肩且微卷、衬衫花乱且尖领、常叼一根烟，他喜欢撩女仔、大声唱歌、随地坐卧、说话时有语无伦次之感，因此常常被代表了正义之士的老夫子痛扁一顿、至少也教训一餐，奇怪的是老夫子也喜欢撩女仔，却没人谴责，想必是他那身民国遗服保护了他。其实这个“臭飞”，就是七十年代香港市民眼中“一小撮”不上进青年的模样，而他们自称嬉皮——陈冠中译成“嘻痞”则是把双方的褒贬都合而为一了。

但是在精英的层面，嬉皮精神却以另一种比较“严肃”的方式出现。最高端者，读“新马”（新左派理论当时的香港简称）、甚至付诸实践，后来早逝的社会运动者吴仲贤（1946-1994，许鞍华的《千言万语》即以他事迹改编）、戏剧家莫昭如、导演岑建勋等甚至远赴巴黎，直接投身当地青年革命热潮的余波中。他们在香港办《70双周刊》影响了不少文艺学生和激进青年；没那么高端却实际一点的，有五车书屋、前卫书屋、《中国学生周报》等，都是泛嬉皮文化气氛的推波助澜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香港最初的嬉皮青年向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的态度转变，这也是香港嬉皮异于西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精神上很快就不颓废了，只是在生活方式、服装、艺术形式上还或许还保留着“颓废”美学，对待享乐的态度也远较“革命青年”们宽容，如果非要定义，他们更接近于一群快乐的安那其主义者。比如说以下的这个特殊的案例：诗人芜露。

芜露这个奇怪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在香港诗歌“现场”中“失踪”了，只有1985年出版的一本他的诗集《夜站》记录了他创作于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的约60首诗。90年代，他以另一种身份：说故事人、另一个名字：雄仔叔叔更广为人知。近两年他在说故事之余，又重执诗笔，并常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一些文化抗争的场合，朗诵他的新诗。

选择芜露作为嬉皮之一例来讲述，是为了从中观察一代香港理想主义者（嬉皮都是理想主义者、也是对主流社会的反抗者）的历程，以及思索他于这历程中所写、所为、所生活之给我们带来的意义。首先显著的，是芜露最早对自己的身份选择，据他夫子自道，原来起名“芜露”是取其音“无佬”的意思——也即“无政府佬”，是70年代香港人对安那其主义者的戏称。不管是否戏言，香港诗人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激进到用笔名宣示自己的安那其立场的。

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主义者也不愿意界定，因为有多少安那其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安那其主义，“但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把绝大多数的反集权者联合了起来，这就是对权威的不信任，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诚关怀。”安那其主义研究者特里·M·珀林的这个定义宽泛却准确，但是那只是安那其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可以说香港有不少诗人其作品都满足这个条件，但是进一步说，安那其主义与随之衍生的嬉皮运动需要的是体现于生活上的行动，不只是作品，香港过于严密的生存规则限制了大多数诗人在文本以外生活上的自由抉择，能够逃逸于网外的人少之又少。

在60、70年代，能进行这样的抉择的香港青年多一点，首先是因为国际大环境的青年反叛、嬉皮气氛的遥远波及，其次是香港经济稍稳定，对青年压力尚不大，所以很多有志者可以远走高飞。相对于早一步去法国体验政治运动的吴仲贤、莫昭如等人，芜露出国的时间稍晚、也没有那么政治性，但走的范围却非常广，他1975年去加拿大读大学，毕业后旋即去了巴黎，及后在欧洲浪游两年，回香港呆了几年后又去了英国，最后回香港，慢慢成为了说故事人。

他在欧洲遇见最后的嬉皮一代，作了最后的致敬：“走过‘柏格特利’/招呼着那些稀皮/肮脏的咀脸/却是和善的灵魂/他们都明白/所谓战火  是怎样/从政客的雪茄里烧出来”（《伦敦一瞥》）。1980年约翰·连侬之死，是嬉皮时代结束的象征，也是嬉皮精神的最后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力求超越嬉皮和约翰·连侬式泛爱主义的安那其主义者，也有同悲：“‘吉他为武器/誓盟于床第’/已是倾颓的街垒”，但安那其主义者多的只是一份坚持，和提供另一个可能性：“爱就是爱  坚持/一只旌旗/谁说不可以另竖一个街垒”（《另一个：约翰·连侬之死》）。

嬉皮时代已逝，他回到现实主义的香港，寻找在这日常化得多的世界中“另竖一个街垒”的可能性。在这种思索的过程中，他的诗歌语言也变得比较低回和含蓄，随着他搬进大埔尾的村居、时而参加农事劳动（香港的前卫环保分子如周兆祥等的绿色运动也风行于此时），芜露开始成为歌唱劳动和山居的逸民。这有点像美国“垮掉的一代”中从凯鲁亚克到加里·斯奈德之间的转变，他在诗中越来越注重当下，偶尔回忆流浪生涯。他选择独立于世的生活，对田园的赞美不只是传统田园诗式的，是一种立场、态度而非对天命、神秘的歌颂，就像《村居小记》所写“山中有年岁/草叶是一种/花果是一种/我们  不愧/也算是一种”，其中自我的重要性是安那其主义者式的自矜，“不愧”乃齐物而不自贬。而且，新型劳动者也尝试通过自给自足来反抗资本家的消费操控，这都是那一代部分香港嬉皮青年曾经尝试过的。

后来一个更成熟的、建设型的安那其主义者芜露在2006年再次对此香港发声，这次他希望的是找回这城市的灵魂，通过一寸一寸土地的抗争：“都说是方寸咯就一片一片地夺回来罢/这是天星那是皇后再远些是蓝屋/对岸有西九再过是油麻地还有其它/香港人的脚步走过在那里/活得甜酸苦辣/一下子我们看得通透/都是我们的理由/叫那个躯壳停下来罢/结束那场荒谬的游荡/低头细看/方寸方寸的土地/这场运动呀我们的城市/找到了它的灵魂”（《天星: 我们的理由》）。

在新资本主义世界，反抗者遭遇最大的困境是面对怀柔之力时“为何反抗”和“如何反抗”，回到香港本土、回到村居、回到最初的教育、回到和邻居的并肩战斗，这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最纯朴最基本的策略，唯其如此，嬉皮文化才能扎根、嬉皮对社会的反抗才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如果说七十年代香港嬉皮到最终有了这样的新变，更有趣的是九十年代末香港的新嬉皮最后也和他们的前辈殊途同归。八十年代无嬉皮，全世界都在忙着赚钱，香港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七十年代嬉皮在八十年代或消沉、或妥协、但也还有不少像芜露、周兆祥等变成另类生活建设者。但只有经历了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嬉皮青年才在香港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相对于七十年代物质开始富足青年转而求精神解放，九十年代末是物质开始失落、激进青年索性反对物质。此其时他们比七十年代稍为严肃的前辈们更接近六十年代嬉皮的快乐原则，不消费的玩乐——创作，就是他们对抗和嘲弄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方法。

而香港社会的变化也迫使他们迅速转化，有的艺术家成名了，另一些人却走到街头上去了，和香港以青年为主的本土保育运动接了轨。香港回归十余年来的政经变易，造就了一种新型文化势力的成熟，那就是香港“后青年”为主导的对本土文化、香港人身份的重新认识、认同。所谓的“后青年”这一概念，来自97年香港一本诗选，也就是文学圈人的浪漫说法。在香港别的领域，它被表述为“三字头”、“新生代”，主要指30-40岁出头的香港新兴精英阶级，与之相对的是“婴儿潮世代”——就是主要出生在五十年代目前把持香港政经高层的人。“后青年”的含义更广泛，还包含了拒绝作为精英的部分青年、非中产阶级的反叛者等等，也即是十年前作为泛嬉皮的一代。

很明显他们从文化认识、人生观取向上都异于“婴儿潮世代”以及“婴儿潮世代”的同龄草根阶层（往往是“后青年”的父辈），比如说这两年在文化界很受重视的保护旧天星码头、皇后码头运动，在香港的中老年人中间几无反响，但是要说“集体记忆”，中老年人理应有更多，也应更反对拆卸这些回忆之地。“后青年”更积极捍卫理想主义理念上的“香港价值”（而非官商鼓吹那一套只知道赚钱的“香港价值”），实则是他们树立未来身份的重要策略。同时随着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各个层次上的，既有艺术交流上的撞击，也有自由行带来的平民文化互动）加剧，“后青年”更意识到建立自己文化认同的需要。

——从“臭飞”到“无佬”到“后青年”，香港的嬉皮潮流获得一种迥异于世界时尚外表的面貌，但这也是和六十年代过后国际嬉皮的转化深深相应的，走上街头为自己独特的观念发声，把嬉皮精神带到超越文艺圈的更多圈子中去，令严肃者学会微笑，让抗争者知道微笑和尊重幻想是对抗没有想象力的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曾经被误读为时尚的嬉皮精神最深刻的意义——这是无论何时何地，香港、广州还是北京、石家庄，一个真正的嬉皮都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