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秉政街

在广州中山四路南则，有一条狭狭的小巷，叫秉政街，两边是民房，几乎看不到历史的沧桑，可是这条在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很不起眼的街道却是广州最古老的街巷之一。说起这条街的得名，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秉政有秉公执政之意，其得名源于汉代的秉政祠。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不管谁在广州主政，不管广州的地名如何变化，许多古老的街名已被岁月的流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秉政这个地名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寄寓了人们对执政者的殷殷期待。如今在秉政街上很难再觅秉政祠的遗踪，只留下那依然令人遐思的街名在启迪后来为政者的智慧。

旧时立祠主教化，秉政祠一带曾成为人们培养子孙读书的地方，这是位于秉政街的清代“耸峦书室”扁牌，题词人凌彭年是清代有名的书画家。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古之有祠，必有神主，这种能入祠的神主并不是佛殿、神庙中人们想象的神祗，而大多是现实中受人尊奉的真人。那么广州秉政街上那个古老的秉政祠祀奉的神主又是谁呢？他又是如何能成为广州百姓心中为政者的不朽的典范呢？这要从一对秉公执政的父子说起，他们就是汉朝时期的张戊、张买父子。
张戊是广州本地出生的历史上第一位名将。在秦末战乱时期，发生在中原的陈胜、吴广起义，点燃了遍布中华大地的反秦烽火，张戊和他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奋起集结，跨五岭，渡赣水，过长江。张戊带领一支由越人组成的部队跟随刘邦转达战南北，因为作战英勇，又有智谋，他和周勃、樊哙、灌婴、华无害等人共同努力，平定中原，统一中国，立下了很多战功，被刘邦任命为越骑将军。在抗击秦军的过程中，一路上，刘邦没有受到什么阻力，打了几场胜仗，顺利进入关中。不过，刘邦一进入咸阳城后，显现原本贪酒好色的本性，一直待在秦宫里不肯出来，完全忘了自己的目的。
张戊是个直性子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忧心，对刘帮的谋士张良说：“张将军，汉王这样沉湎于酒色，天下这么乱，一旦等到全军意志消沉，那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张良说：“将军所言及是，在这社会离乱之时，不是进攻就是失败，守就是退，汉王这几天的表现确实令人担忧。他可能认为汉军有这么大的实力，又占据了秦的都城，是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啦。”
张戊说：“动乱之时，力量都是此消彼长的，哪有可以什么安享？再说虽然秦朝被推翻，可天下还是这么乱，起义诸军心怀异志，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如果汉王不顾虑到这一点，不从安定天下的大局出发，只顾个人享受，我们不远千里追随他东征西讨又有何意义呢？真是这样，我还不如带着我的部下回到岭南？”
张良认真看着张戊的双眼，他看到的是一对真诚的目光，是勇气与智慧之光，走过去拉着他的手说：“将军所言极是，您等着，我去劝说汉王，如果他不改变的话，咱们再另想出路如何？”
张戊说：“还是我去吧，我带领部下离家千里，本来就是希望诛暴秦后能谋求天下太平，现在汉王只顾个人享乐，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完，张戊径直前往刘邦所在的秦宫，他正要硬闯宫门，被门前的卫士拦住，张戊隐约听到宫里传来的女人浪笑，他一时性起，向卫兵大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拦老子，算是为了天下百姓，我今天就先杀了你！”说时迟，拿时快，张戊取下身上的武器就要砍杀刘邦的卫兵。
听到外面的吵嚷之声，刘邦匆忙赶了出来，只见刘邦上衣敞开衣领，很是有些浪荡，张戊对着刘邦怒目而视，刘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道：“是谁这么鲁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刘邦一看是张戊，马上正色道：“张将军，原来是你呀，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张戊道：“有什么事？什么事都未发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和秦宫里那些娘儿们做些什么好事？我们出生入死，你倒在此快活，我来向你辞别了！”
刘邦见张戊一脸怒火，正在惊讶之时，张良赶了过来，把张戊的意思向刘邦作了说明，刘邦这才恍然大悟，立即扣好衣扣，让卫兵牵来战马，与张戊、张良一起来到营帐。
刘邦与张戊和张良认真讨论当前战局，在二张的提醒下，刘邦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懈怠确实给上下将士起到了不好的示范作用，张戊又向刘邦报告：“有些将士被胜利充昏了头脑，没有纪律，侵害百姓，民间本来是盼望汉军来，可是汉军来了之后，却给老百姓带来许多不安。”刘邦问张良：“你以为此事如何解决？”张良果然是智谋之士，他答道：“张戊将军所言之事确是大家都很揪心的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全军将士，作战时唯汉王之命是听，现在进入了咸阳城，汉王深入秦宫与宫女们取乐，却没有想到继续作战，事实上，各地起义军现在还是群龙无首，西楚霸王项羽对汉王你并不放心，大王你的周围到处充满了变数，这也就是刚才张戊将军怒闯秦宫的原因。说到将士们伤害百姓的事，各起义军都存在，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当前最要紧的是约束官兵，让大家有所遵守，行军打仗不能伤害到百姓的利益。”刘邦于是赶快召集关中父老、英雄们开会，和他们做了三个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
张戊怒闯秦宫使刘邦在张良的劝说下有了“约法三章”，刘邦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别看张戊是一介武夫，来自偏远的岭南，但心怀天下，有勇有智，如果没有张戊，也许自己就沉溺于秦宫的美色之中，总有一天会落得众叛亲离，因而心中对张戊有了几分感激和敬佩。后来经鸿门宴，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决裂，刘邦势力迅速发展，一统天下的趋势日益明显，刘邦在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很大的压力，他不断地向身边的谋士讨论治理天下的经验，张戊是武将，本来是带兵打仗的，只有服从命令而已，但在刘邦心中，他已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
有一次，刘邦把张戊叫到营帐之中，张戊不知何事，登着眼睛看着刘邦。刘邦命人送上酒杯，自己举起酒杯先与张戊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张戊不敢饮酒，看着刘邦不寻常的表现，刘邦笑了笑说：“将军，饮酒啊。”刘邦既已开口，张戊只好仰起脖子把酒喝了下去，张戊其实知道，声望越来越高的刘邦能把自己叫到帐营里单独赐酒，这对一个武将来说可是相当的礼遇了，但他心中摸不透刘邦是什么意思。刘邦看着张戊疑惑的脸说：“将军，今天请你来，是想向你请教有关治理天下的事。”
张戊一听，自己先笑了起来说：“大王自鸿门一宴，至今已是百战百胜，项羽节节败退，一统天下的大任已非大王莫属，我仍一介武夫，行军打仗是我的专长，治理天下的事我哪里知道？”
刘邦说：“将军此言差唉，自从那次你勇闯秦宫，把我从那些宫女的怀里喊了出来，我就知道将军非等闲之辈，今天你就不要谦虚了，这里也没有别人，就咱们君臣俩，你就有什么说什么吧。”
张戊说：“大王，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刘邦说：“那好，这样吧，我问你什么，你就以你的所知告诉我行吗？”
张戊说：“这倒没有问题。”
刘邦说：“谈到治理天下，我想到了两个朝代，一是周朝，周文王以德定基业，分封诸侯，与众臣分享天下，八百年香火不断；二是秦朝，秦始皇以法定朝纲，一人治国，无人可敌，可只传了两代，前后才二十几年。我今天就想听听将军你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看法。”
张戊说：“唉呀，大王，这么深奥的治国之道你还是去问萧何臣相吧，我实在不知说什么呀。”
刘邦说：“萧臣相我当然问过，陈平、张良我也都请教了，常言道，集思广益嘛，众人的智慧总比少数人的智慧高嘛，今天我就是专门想听听你的意见。”
张戊看到刘邦一脸的真诚，于是说：“大王，说实在话，你刚才问的问题我平时也思考过，只不过我是一员武将，有些并没有深思。既然你今天要我说真话，那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吧，谨供你参考，说错了，希望你不要怪我。”
刘邦笑了：“张将军，你平时可不是这样婆婆妈妈的，今天说话怎么这样文绉绉的。”
张戊说：“那好，我就说了。大王刚才讲到周朝的以德治国和秦朝的以法治国问题，我是这样思考的，德治当然好，但这是在社会发展初期的有效治国形式，当老百姓的智慧还普遍低下的时候，没有人理解法律，知法懂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只能靠统治者以德服人，夏、商、周都是强调帝王之德，然而这些朝代的灭亡最后也体现在相关的统治者的失德方面，夏桀、商纣、周幽王都是步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但秦朝不一样，其一统天下虽然只有二十几年，但皇帝的权威却是以法律的形式直达每一位国民，这是夏、商、周统治者没法可比的，至于秦的灭王，有人归罪于严刑苛法，其实，我不这样认为，问题在于秦朝的有些法律制订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信任哪个大臣，哪个大臣的意见就可以成为法律，这不是法律本身的错，而是立法者的错，秦朝的短命不能单纯从法治与德治的层面上分析。我们再回到法治与德治的问题，法治讲的是规则，规则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和遵守的，无高低贵贱之分，讲的是公平；德治则不一样，强调的是统治者个人的影响力，显示的是个人威权，是榜样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这种影响力毕竟有限。所以，我认为德治是将天下百姓的祸福系于帝王个人的操守，法治是将天下百姓的安危规范于制度规章，两者的优劣显而易见，德治其实就是人治，是一代人的事，有一个好的帝王是一代人的幸福，帝王一旦失德，百姓就无所适从，这就是夏、商、周灭亡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法治才是千秋大业，即使帝王失德，法规也能给人们以相应的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就能有所遵守，不会因为某个统治者的个人失德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法治的好处。当然，天下的幸事最好是既有有德的帝王，又有符合现实的法度，在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法治更重要一些！大王，你说是吗？这只是个人见解，浅薄无知之论，仅供参考，仅供参考！”
刘邦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没想到平时打仗勇猛而语言不多的张戊能说出这么一翻道理来，当张戊一说完，刘邦紧紧拉着他的手说：“将军之言，让我茅塞顿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讲的就是法规对人的约束。这样看来，秦之亡，不在于法治之错，还应归到人之过错方面来。”
张戊说：“大王，我们对德治与法治的问题毕竟是浅显的，后人对此将有更深刻的认识。”
刘邦说：“将军所言极是，极是！”

  
                                  
                   当上皇帝之后的刘邦，张戊曾追随他转战南北，屡立奇功

正当刘邦不断在战场取得胜利，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张戊在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病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长子张买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为父看来是看不到汉王当上皇帝的那一天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父追随汉王，身经百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以为父的直觉，汉王统一天下后必将封赏诸将，为父不在人世，必将使你受惠。但为父一定要提醒你，不管汉王是否记得为父的功绩，有没有给你封赏，你一定要凭自己的智慧生存和发展。不能在官场混，就及早带着家人回到岭南，做回平民，但要教育好子弟，前辈之功不可贪，一定要自强自立。汉王统一天下后，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如果汉王用你，一定要经常自我反醒，切不可因别人一时的信任而放松了自我修养，立身是根本，特别是在官场上，自古以来有贪廉之分，廉我就不说啦，但我要告诉你，很多人以为当官的人贪钱才算贪，其实官场上的贪表现多种形式，贪功也是贪，贪名也是贪，贪权也是贪，贪闲也是贪，贪色也是贪，一旦有职有权，也就提供了贪的温床，其实，当官是一种责任，不想承担责任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在我死后，汉王要你当官，切记，钱、权、色、名、功、闲六者，任其一皆不可贪，切记切记。”也许张戊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心智对张买说了这翻话，所以，一说完，就陷入昏迷状态，一天后，就去世了。
不久之后，刘邦打败项羽，完全统一了中国，当上了皇帝，这个时候张戊已死，为了追念他的战功，刘邦问大将军灌婴：“张戊已死，无可加封，其有后人否？”灌婴说：“尚有一子，叫张买者。”于是刘邦封张戊的儿子张买为南宫侯。
张买在艰苦的岁月中长大，虽然因父功而封侯，但他并没有沉湎于声色之中，而是记住父亲的教导，勤奋读书，刻苦习武，所以既练得一身好武艺，又学得满腹好文章，尤其是继承了仍父刚正不阿之品性，为人正直，作风硬朗，深得朝野人士之推崇。
张买受封之后，有一回来到刘邦的谋士陈平府上，陈平与他的父亲张戊是平辈，所以张买叫陈平世伯，陈平问他：“贤侄，乃父不仅是一位武将，还是一个才智超人的智者，可惜，他没有看到高祖皇帝一统天下，要是他能活到今天多好啊。”
张买说：“世伯说的是，不过父亲大人告诉我们，他追随汉王转战南北，主要是看到当时是乱世，想尽一番安定社会的责任，因而平时对我们兄弟督责甚严。”
陈平问道：“听说，令堂大人病危时曾告诫你要六不贪，可否说来听听。”
张买说：“是的，父亲去时候，突然对我说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谈到六不贪的事，可他也没有说清楚就昏迷过去了。第二天就去世了，父亲告诫的六不贪，有些好理解，有些不是很明白，世伯可否见教一二。”
陈平说：“说来看看，令堂大人说的是哪六不贪？”
张买说：“父亲说在官场上，贪有多种形式，主要在六个方面，分别是贪钱、贪权、贪色、贪功、贪名、贪闲。”
陈平一听，哈哈大笑，然后正色道：“令堂这真是真知灼见，这六贪确是古今贪官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都以为贪官只是贪钱，对贪官的其他表现则不在意，其实贪官的其他形式的贪对国家、社会、百姓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贪名，当官本来做些事情是责任内的事，可有些官员，每做一件事都要大吹大擂，有些根本没有做得那么好，也要想办法让我为他到处宣讲，这种风气一形成，那些踏实做事的官员反而默默无闻，这就会造成，社会评价的不公正，你说这危害大不大？再比如贪闲，有些人没当官想当官，当了官就不想做事，看到有些官员做事出错，所谓做多错多，他就明哲保身，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结果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整天考虑不出差错就可以了，每天想的就是把这个位置坐稳，这就是贪闲，他这一闲，别人都没法干活，你说这危害大不大？还有那贪功，有消极贪功和积极贪功之分，有些人有权有势了，别人都不能超过他，如果超过他，他就打压别人，怕别人立了功，这其实是一种消极形式的贪功，另一种就是他把周围和下属的人做的事全算到自己头上，别人做的项目，要把他写在前头，别人写的东西他要署名，有时别人跟着在他后面署了名字还不高兴，贪人之功，贪天之功，这是一种积极形式的贪功，这样一来，在他周围或他权力范围内，就他能干，其他全是草包饮袋，全是靠他的光辉照着苟且偷生，这世界还哪有和皆可言？一说到贪，我就有很多说不完的话题，只是遗憾，当初没有在令堂大人在世时深谈这个问题。”
张买说：“其实今天世伯说得就很好，令小侄受益匪浅，真是多谢多谢。”

           
刘邦的重要谋士陈平的历史画像，陈平与张买的父亲张戊是同辈人
有一次，张买得汉惠帝刘盈召见，汉惠帝对张买说：“朕闻爱卿文才很好，能否今日陪我在宫廷一游。”张买面对皇帝的邀请，没法不答应，于是陪着刘盈在皇苑划船游乐，一时兴起，他一边划船，一边唱着自已改编了的广东民歌，歌词多为针砭时弊的内容，同时也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汉惠帝一听，似乎有所领悟，连连称赞张买唱得好。汉惠帝后来在处理朝政时想起张买所唱的广东省民歌中的一些内容，也就经会采取一些宽政爱民的政策，所以老百姓在感念惠帝时，也没有忘记感念张买。
张戊和张买父子二人生在广州，一武一文，一个战功显赫，一个文才横溢，而都能秉政不阿，家乡的百姓深以为荣，于是在番禺城的南郊（也就是现在中山四路的南则），建了一座祭祀这一对父子的祠庙，为表彰他们为官刚政、办事公道的美德，地方士绅将该祠取名为“秉政祠”。建祠时周围十里八里的百姓闻讯而至，大家都义务为建祠劳动，此事惊动了广州的地方官刘威，刘威深感这是教育本府官员的好机会，于是带着本衙的官员们步行至秉政祠，看着老百姓的劳动场面，刘威对随行的官员们说：“你们看看，老百姓对能秉政办事的人是多么崇敬啊，所以这件事非常值得我们现任的官员反思。”刘威他们没有时间和老百姓义务劳动，于是一个个将身边的银子捐出，用于建祠，据说和刘威同僚的官员们没有出过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员。
在宋朝时，有一个叫张爱的人，考上举人后在广西某处为官，平庸无为，而且贪财也色，途经广州，见广州为烟花之地，一个人偷偷上街闲游，目的是到濠畔街找青楼鬼混，结果走反了方向，无意中来到了秉政祠，细读祠内碑刻所述张戊父子之事，颇有感触，晚上回到馆舍反思，深感愧疚，于是吟打油诗一首：“父子二人早殁，祀祠千年犹在，百姓代代总盼秉政，张爱何敢再恋烟花。”第二天张爱早早起床，赶到祠内向看祠人捐了些银两，命其将庙翻修一下。回到广西上任后，张爱再也不敢懈怠，勤政爱民，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有人说这都是秉政祠的教化所致。
秉政祠建于汉灵帝光和年间，距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祠庙，由于时代久远，秉政祠早废，但以祠命名的秉政街却至今尚在，这是广州人民在历史上对秉公为政的官员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