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目睽睽之下的扁馬會，終於在一片爭議聲中嘎然而止，這一場刻意安排的政治秀，既有美國方面的授意和借題發揮，也有台灣朝野藍綠政治博弈的必須。貌似毫無交集的扁馬會，其實已經給危機四伏的台灣海峽，投下了新的變量因素。選擇在4月中旬國共經貿論壇，胡錦濤連戰將再度會面，以及中美兩國元首即將於華盛頓舉行的胡布會之前的這一次對話，馬英九事後表示事與願違，台灣社會各界毀譽參半，美國靜觀其變，大陸冷眼相對，顯見餘波未了可以預期。

無論站在什么立場上，沒有人會否認兩岸關系的發展走向，對于台海局勢的和平穩定以及台灣的永續發展，已是至關重要的關鍵元素。馬英九訪美之行，除了被賦予“赴京趕考”的特殊意義之外，其實，兩岸關系政策立場的陳述才是重點，最近馬英九與陳水扁的公開會晤，以及雙方在涉及兩岸關係政策立場上的激烈交鋒，各執一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台灣的“聯合報”3日發表社論，試圖將“六分之五理論”運用于對兩岸關系新思維的探討和總結歸納之上。社論指出，涉及兩岸關系的六大元素涵蓋了台灣政府、台灣人民、美國政府、美國人民、大陸政府，及大陸人民。沒有人會否認美國元素在台灣問題上的至為關鍵，美國的兩岸政策建基於自身的戰略利益之上，因此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維繫於台灣元素與大陸元素互動博弈的結果。

該社論認為，陳水扁的台獨路線，充其量只是“六分之一”路線，馬英九所主張的兩岸政策，相對而言，似較接近「六分之五」的路線。毋庸諱言，在于台灣的立場，最佳的衡量標準，自是對台灣的最大利益者，但只是考慮台灣優先是不足夠的，最大的公約數是兩岸雙贏，兩岸優先。

除去美國元素暫且不論，但看今次扁馬會，馬英九與陳水扁的言語交鋒，涉及的爭議性話題包括：對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和認知，對九二共識以及“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歧見，對國統會以及國統綱領存廢的各自堅持等等。陳水扁依然拒絕一中立場，否認九二共識，堅持憲改方向，甚至提出台灣現在已是「憲法一台」，所謂的「四不一沒有」，應是台灣不應被矮化，不應地方化，不應去政府化，不應去主權化，及沒有「一個中國」原則。也就是說，陳水扁已經無懼來自美國人的各種施壓，決計在未來兩年任期結束之前，不遺餘力給台獨基本教義勾勒一個愿景，給繼任的民進黨領導人戴上一付台獨基本教義的框架，無論是修憲、制憲抑或是憲改，總之，“中華民國”在未來可見的某個歷史時刻，或將被陳水扁採取的“最後利用價值”所拋棄。這一切，對於中美兩造“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愿景，具有新的挑釁性。

北京認為陳水扁繼續糾纏九二共識是否存在，是無理取鬧，涉台智庫學者也明確指出，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這個立場銜接了去年五月“宋胡會”有關的陳述。 根據當時參與「宋胡會」文字磋商的張顯耀表示，宋胡會面時，宋當面問胡對「兩岸應在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基礎上恢復對話談判」有何意見，胡錦濤說他「完全贊同」。 而在島內引發極大爭議的「兩岸一中」，也經雙方確認為「兩岸各表一中」。這個新詞最後是經九位政治局常委同意，再由胡錦濤拍板定案。

    圍繞扁馬會以及來自大陸方面的初步反映，其中兩個重要訊息是不可以被忽視的。一是北京的對台智庫確認，馬英九提出的“暫行架構”，已涵蓋在胡連五點共識之內；二是北京的涉台官員重申，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三是人們都忽視了“兩岸一中”概念的提出，也沒有對胡錦濤在去年胡宋會時，坦然表示“完全贊同”「兩岸應在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基礎上恢復對話談判」的立場陳述。當人們對陳水扁在扁馬會上的“無理取鬧”，在“九二共識”等問題上給自己製造新的困境時，卻未曾注意到，就更宏觀的界面來看，北京對台政策新思維的萌發，其實已經在去年的胡連會、胡宋會以及陸續出台的中共對台政策的逐步得於展現。

    假定筆者的觀察基本符合客觀事實的話，也就意味著無論扁馬會是否舉行，北京對台政策的決策者，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已有更多積極進取的姿態，也有更多探索兩岸關係新思維的勇氣，觀察北京對台政策新思維的切入點有以下四個面向：

    首先是對台海現狀的詮釋定義。如何實事求是面對台海現狀，如何針對美國以及台灣朝野雙方對台海現狀的詮釋內容，是觀察北京對台政策新思維的必須前提；

    其次是對一中各表的立場確認。如果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那麼如何具體量化到一個更具體的原則陳述，涉及台灣問題的美國元素、台灣元素對於“各自表述”都有自己的堅持，北京將如何面對這種堅持，而北京最新的一個中國八十六字內容，又將如何在堅持自己的表述立場同時，面對和接受來自台灣朝野雙方立場歧異的“各自表述”，諸多的各自表述中，能否找到最起碼的交集，這種交集對未來兩岸關係的整合或者磨合，究竟能有多少漸進式的助益。

    再次是對國際參與暫時架構的回應態度。如果暫行架構的立場默契或者確認，已經在胡連會五點共識中得到認可，那麼當馬英九在美國正式提出暫行架構之後，北京究竟將如何付諸於落實，也備受關注。

    最後是對中華民國的認知態度。這不只是一個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追溯，也是對台灣在經過半個多世紀政治遷變之後，中華民國政治架構和實質內涵已出現諸多新的情況，也被注入諸多新的內容。如果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如果胡連會以及胡宋會所達成的基本共識，已有暫行架構的內容，那麼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客觀存在，就不能夠持續採取視而不見，刻意模糊的曖昧。如果北京不再曖昧相對，則兩岸關係新的政策思維就會進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和上述觀察切入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北京在下一個兩岸政治博弈過程中，亦將如何正視“馬英九現象”在今後的兩岸政治互動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提出過多次，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陳水扁的走火入魔，一意孤行，只是說明他依然具有干擾素和破壞力，“陳水扁因素”已經難於左右和影響大局，但馬英九不然，馬英九儼然已是中共今後在可見一段時間內必須全力以赴重視的對手，這個對手已經展露鋒芒。北京的對台決策層級，在李登輝、陳水扁崛起之初所出現的慣性思維和政策運作，是否會在解讀“馬英九現象”的過程中重復出現，也令人備感興趣。也就是說，北京對台政策的“六分之五理論”的具體運用，能否取得主觀預期的績效，如何正視中華民國政治符號的客觀存在，如何正視馬英九現象的崛起，即將給兩岸關係未來整合路向帶來新的挑戰，中南海袞袞諸公，還會像當年那樣漫不經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