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四到星期六，我突然去北京出差三天。

 

說突然，是因為這是出發前一天，才冒出來的行程；而且，直到我已經出發到機場，我都還不確定，自己進不進得了大陸。

 

話說國民黨星期三上午，突然傳來消息，說”第一屆兩岸青年論壇”星期五將在北京登場，國民黨代表團一行90人，將在星期四啟程。

 

比起之前的”胡連會”或”胡宋會”，這次的青年論壇，雖然沒有台灣政黨領導人參與，對台灣媒體的新聞號召力不足，但對鳳凰來說，這可是橫跨兩岸之間的重要新聞，豈有不參與的道理。

 

長官請示香港總部，傳來的消息是，雖然我們在北京有記者，不過總部認為，台灣可以自己派記者，一方面展現我們的重視，一方面也讓記者可以和國民黨那邊的團員們多認識。

 

面對這樣一個臨時任務，跑新聞的腎上腺素又開始發達，我自告奮勇取消休假出差去，在長官的支持下，加速準備。

 

只是，國民黨保密到家，消息實在太晚宣佈，面對隔天一早就要出發的狀況，一時之間還真是千頭萬緒。

 

找攝影記者，準備相關器材，訂機票旅館都是小事，很快就能解決；但，大陸採訪不比台灣，飛機票買了就可以上路；依照大陸國台辦的規定，採訪申請必須在十天前提出，隔天就要上路，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接著是一連串兩岸三地電話聯繫的悲慘過程：我先請主辦單位國民黨那邊幫忙連繫，看能不能透過管道拿到”採訪同意函”；國民黨連絡人給了我一個電話，要我傳真香港”中聯辦”(中央政府聯合辦公室)，向他們提出申請；我照辦之後，”中聯辦”領導回覆我，因為我是台灣記者，所以依規定要向”國台辦”(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提出申請才行。我打電話到北京，國台辦的領導又告訴我，因為我們是設在香港的電視台，所以應該向”港澳辦”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出申請才對；我又聯繫”港澳辦”，他們的說法是，我們雖然是香港媒體，但派出的是台灣記者，所以還是應該找”國台辦”……。

 

幾番折騰，繞來繞去，轉眼已經是下午五點，領導們都準時下班了，卻還是沒人告訴我，我能怎麼辦？國民黨聯絡人建議我”稍安勿躁”，做不能去的準備，不要確認機票住房；同一時間，公司行政各訴我，機票跟住宿券已經送到，退掉要扣一萬多塊錢……，剎那間我有點欲哭無淚，好在記者不是當一天兩天，我繼續設法解決問題。

 

我從友台好友那邊，問到國台辦領導的手機，國際電話幾番懇求，終於獲得同意幫我趕件，要我”明天一上班時打電話給他”。

 

哇，我的班機是上午十點，七點就要出發，八點要到機場。國台辦八點上班，換言之，就算他們的作業程序再神速，出發時我還是拿不到採訪許可；可是，如果等到拿到採訪許可再出發，就算機位沒問題，我到北京恐怕也已經是半夜了。

 

我一邊請攝影大哥幫忙測試傳輸用的電腦，準備相關器材，一邊繼續計畫，該怎麼完成任務；我決定”且戰且走”，先出發去香港，然後再找個地方接收採訪許可的傳真，然後拿傳真去辦台胞證加簽，如果一切順利，就可以繼續往北京走。

  

雖然這已經是我一年半內，第四次到北京，但是在手續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出發，還是頭一遭；我懷著些許忐忑的心情，晚上果然沒睡好，隔天一早六點多就出門。

 

上午八點整，我們還堵在往機場的路上，我準時打電話問候國台辦官員；聽到他說他已經看到我的申請函，並且允諾立刻幫我處理，我才稍微安下心，一邊盤算到香港後，要如何接收採訪許可的傳真。

 

或許是誠意感動對岸”同胞”，更可能是”鳳凰”和”國民黨”雙重招牌響亮，原本要十天才出來的採訪許可，竟然在半個小時之後就順利取得；我提早在桃園機場請航空公司幫忙，接收了熱騰騰的傳真，放下心中大石，揹著重重的電腦和腳架，卻踩著輕快的腳步準備上飛機。

 

響亮的“YUKI”呼聲，從後面傳來，回頭一看，原來是這次兩岸青年論壇台灣團的領隊，是國民黨副主席，青年團總團長林益世在叫我。林益世原本就是我少數真正比較熟的政界朋友，更高興的是，他的夫人，也是我們的好朋友，中視主播彭愛佳也同行。我們在機場相見歡，很開心有人作伴。

 

愛佳熱情說要作伴，但畢竟身為”總團長夫人”，一路上，他們夫婦倆被團員，以及對岸人士簇擁著，真正能和我們說到話的機會並不多。

 

兩個小時後，我們在香港落地，趁著兩個小時的轉機空檔，我趕緊拿著出爐不久的採訪許可，到中國旅行社櫃檯辦理台胞證加簽。送件，付錢，拿號碼牌，原本一切順利，正當我盤算好領完簽證，要去多認識幾個團員時，我發現，事情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們的號碼牌是69號和70號，可是當我發現，連80號都已經拿到簽證時，我知道，麻煩了。一定是我們的記者身分，讓中旅忙著和北京那邊聯繫確認，不敢貿然發簽證給我們。

 

輕鬆的心情頓時又有點焦慮，我害怕趕不上下一班飛機，影響後續的一連串行程。只是，在這種情況下，除了耐心等待，好像也別無他法。

 

所幸，就是”慢”而已。當第100號民眾，領到簽證時，69號和70號的廣播也響起了。我們拿著加簽，不敢稍作停留，趕緊穿越過境檢查區，直奔登機門。

 

氣喘吁吁往登機門衝，路上卻第二度被林益世委員叫住。又是熱情而大聲地高喊”YUKI”，他說：”幹麻這麼急？”

 

我心裡想，你們坐頭等艙不必急，我們得排隊擠經濟艙啊！

 

還好這句帶點醋味的話沒出口，因為他的下一句是：”放輕鬆啦，飛機延遲半小時了。”

 

轉身看看登機門，果然是一片平靜景象，沒有人在排隊，團員們三三兩兩散在各處；再瞧瞧窗外空橋，啥米？飛機還沒到站！這種情況，要說半小時後能飛，騙我沒搭過國際線喔！

  

就在這時候，香港總部的主編打電話來，跟我預約晚上七點要連線。她希望我能到北京辦公室，露臉做”視像連線”，我只能說盡力而為。因為飛機延誤，我很懷疑七點鐘我有沒有可能抵達北京，會不會連電話連線都做不了。

 

果然，飛機在首都機場落地時，已經接近晚上七點鐘。依據大陸規定，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必須填寫完整的”器材清單”，帶幾部攝影機，幾捲錄影帶，幾顆電池，幾盞燈……，都要一一寫清楚，然後國台辦還要委託”記者協會”的代表來接機，把我們帶出關。

 

所以，飛機一降落，我就忙著連絡”記協”長官；花了一點功夫，才終於找到人，搞定器材，真正進入北京境內。

 

同一時間，黑頭車已經把總團長林益世夫婦，以及核心團員連勝文等人接走，他們要趕進市區，參加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的歡迎晚宴。

 

我們當然不可能趕得上”視像連線”，只得在遊覽車上，用電話連線，預告隔天的議程，也描述一下團員奔波的狀況。

 

好不容易，又花了一個小時，到達會場北京飯店，我的挑戰還沒結束。

 

團員們忙著報到，領資料，領房卡，領證件；我和攝影卻不知道該找誰協助。問主辦單位，他們說不知道有我們這兩名隨行記者，也不知道該給我們什麼協助，在”上級”沒有授意的情況下，連會議資料也不敢給我們。

 

開什麼玩笑，我們是來採訪，又不是來玩，連個會議資料也不給，太離譜了吧？我一再抗議，主辦單位的小姐也很為難，只好向我保證，他們呈報上級後，晚一點，一定會跟我們連絡。

 

我不敢去吃飯，乖乖留在房間等待，並且和晚間九點新聞又連線一次，終於，叮叮叮，門鈴響了，一位小姐送來兩袋紙袋，裡面裝了記者證，會議資料跟筆記本便條紙。我迫不及待翻閱，看到議程寫得很完整，讓我能夠大致掌握隔天論壇的相關規劃後，我終於可以輕鬆一下，去吃頓晚飯。時間已經是晚上十點鐘。

 

 

相對於前一晚的無助，十五號當天一早，我就感受到事情變得不一樣了。

 

一大早，七點鐘，房內電話就響起。主辦單位派來的一位董先生，告訴我們，這兩天將由他負責陪伴我們。

 

真的是”陪伴”喔！董先生帶著我們吃早餐，吃午餐，幫我們張羅採訪需要的支援。

 

真正的青年論壇只有一天，我除了整點的電話連線之外，上下午還要各發一條新聞，時間很趕。論壇開幕式，國共兩黨一堆”大頭”上去講話，一講就講了一個多小時，我來不及等到論壇演講真正開始，聽完開幕式，就衝回房間發新聞。

 

各家台灣媒體駐北京的新聞同業，也來會場採訪，只是，麥克風一堵上去，我們問的問題很不一樣。台灣媒體忙著要他們評論吳淑珍出庭的事，我們則著重青年論壇本身的議題。

 

果然，鳳凰的視角和台灣媒體有很大的差距；我突然想起，不過是一年前，我站在北京飯店同一個地方，採訪連戰和宋楚瑜訪問大陸的新聞時，我還是台灣媒體的一員，關心的和同業們是一樣的問題；來到鳳凰之後，我要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想想，這種感覺也很特殊。

 

有件糗事在這時發生。正當我們在採訪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兒子連勝文時，我開口問了一個問題，連勝文順勢低頭看了一下我(ㄜ……他很高，我很矮啦，怎樣？)先是回答了兩句，隨即好像閃過什麼念頭般突然停住，說：”你跳槽了喔？”

 

當時各台記者的麥克風都還在他面前，聽到他突然停下來這樣說，我一邊覺得真想找個地洞鑚進去，一邊慶幸還好這不是現場立即播出的連線，不然，豈不是糗大了？

 

直到回答完問題，連勝文還邊走邊對著我說，你跳槽了喔，你跳槽了喔……。連先生，我跳槽五個月了，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吧！

 

趕新聞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我很快寫完稿，過完音，沒想到，麻煩的事在後頭。原來電腦的傳輸速度變得其慢無比，原本十五分鐘可以傳回香港的新聞，竟然傳了一個多小時。

 

儘管比起同事，幾個月前到海南島採訪農業論壇時，一則新聞傳了一整夜的悲劇，一個小時不算什麼，但，讓新聞趕不上中午十二點播出，還是讓人扼脕。

 

做完新聞，還得應付連線。公司覺得電話連線不夠臨場感，緊急調派秘密武器”海事衛星”到飯店支援。

 

這是一種小型衛星發射器，可以讓記者透過鏡頭，和香港棚內現場連線，不過，訊號不太穩定，畫質也不是很好。

 

果然，花了一小時搭設的衛星系統，在連線前三十秒突然當機，香港收不到訊號，最後還是只能電話連線。

 

沒時間多在意，因為我還要趕著下午的行程。

 

下午的重頭戲，是要進人民大會堂，會見大陸重要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這是我第一次進人民大會堂，位於天安門對面的這座建築，外表方方正正，裡頭只有一個”大”字可以形容。這是上自國家主席胡錦濤，重要官員會見賓客的主場地，內部設備齊全，裝潢作工精細，相當大器。

 

顯然大陸官方辦這種會見活動已經是家常便飯，一切都是照表操課。我們一行人，在會面前一個半小時就要集合，安檢，進入人民大會堂，在休息廳等候，時間到了，核心代表們魚貫進入接見會場，其他多數代表，則要先站上早已排列妥當的階梯，等待核心代表和領導會面後，出來拍大合照。

 

只見一百多人站在攝影階梯上等候，另一頭賈慶林在”新疆廳”會見江丙坤，林益世，連勝文等人，簡短致詞後，就一起過來合影。

 

“來，要拍照了，一二三…..”，攝影官把握時間，拍下兩張大合照後，賈慶林同志就消失在人群中，大夥兒也大功告成，結束這場會面。

 

總計，等待時間80分鐘，會面10分鐘，拍照3分鐘，完畢。

 

沒時間多回味，又要趕回去發新聞。這回我選在飯店外做”stand”(就是記者在新聞結束前露臉說某某某在哪裡報導那種)。我拉著攝影往外跑，沒想到傍晚的北京街頭，氣溫已經驟降，攝氏兩三度的氣溫，讓人在外面待不了多久。匆匆做完結語，趕快回房間生產新聞去。

 

早上的動作再做一遍，好在這時一切都順利許多，新聞在十五分鐘內傳輸完成，晚間七點的衛星連線也順利連上。看著任務即將大功告成，我也鬆一口氣，準備偷個閒，去吃吃難忘的烤羊肉美食。

 

說到烤羊肉，這是我去年來北京時，駐地同事帶我去吃的”路邊美味”。我再次情商老東家駐北京的前同事，帶我們去回味一下。就在路邊的新疆維吾爾小店裡，一人啃一根羊腿骨，搭配數十串羊肉串和羊筋串，還有厚厚的新疆烤餅，價錢便宜，滋味卻不俗。這短短的一個小時，真讓人覺得超幸福。

 

不過，採訪工作還沒結束，十六號早上，還有一連串的參訪，下午之後，則得趕飛機回台灣，忙碌的一天等著我們。

 

十六號，北京之行的第三天，我們的行程是，上午參訪北京奧運組織委員會，參觀奧運兩個運動場的興建工程，中午接受當地青年團領導午宴款待，下午搭機搭機，部分團員繼續到上海杭州參訪，部份團員包括我們，則經香港返回台灣。

 

我們在北京奧組委聆聽簡報，從簡報中，我才發現原來辦一場奧運，背後的複雜與辛苦。要興建場館，要安排賽程，要處理門票，要招商合作……，準備近十年，一切就為了那十多天。

 

從簡報中，我了解到北京奧會力求將奧運辦得兼具綠色，科技與人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要把全世界，緊緊拉在一起。籌備工作緊鑼密鼓，三十多個場館也都在趕工之中。

 

我觀察到，連大陸不太熱中的棒球運動，北京都為了奧運，特別新建了三座標準棒球場，並且在奧運後就要拆除，可見他們的大手筆與企圖心。

 

更不用說是開閉幕式的主場地，國家體育場”鳥巢”，以及外面覆蓋高科技膜，展現水分子結構的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這兩大新蓋的建築物了。

 

奧林匹克園區，除了體育館外，還包括一棟棟的選手村也在興建，整個偌大區域，幾乎像是一座建設中的小城市，而且同樣傳承了北京的”大器”。

 

遠眺新建中的體育場，已經讓人印象深刻，更讓我印象深刻的，則是星期六的天氣。

 

站在簡報館外做stand，我發現我的手腳已經不聽使喚，冷風透進來，感覺不是冷，根本就是”冰”，寒風刺骨，大約就是這樣吧。零下三度，還不是最冷的時候，壞就壞在，我臨時到北京，沒時間準備厚重衣服(當然我也要坦承我有些輕忽冷的程度)，所以，一套西裝走天下，沒帽子也沒手套，難怪每個人見到我，都會關心地問”你不冷嗎？”

 

冷！好冷！！冷死了！！！能怎樣？不能怎樣啊！安慰自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吧！結果，梅花香沒聞到，鼻水倒是流了不少，又是個自作自受。

 

好在，再冷也是這半天了。下午，在人潮中硬擠進首都機場，我要跟北京說掰掰了。

 

或許是待的時間太短，”北京之神”不想放人，進入候機室，看到滿坑滿谷的人潮，瞧瞧空橋，天啊，又來了，飛機又還沒到，又要”抵累”多久啊？

 

“各位乘客，因為北京大風，影響班機起降，所以班機延遲一個小時登機……”，天啊，比來的時候還久，真是傷腦筋。

 

萬萬沒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坐上飛機，卻遲遲不起飛。這時候，廣播又出現了：“因為機場流量管制，我們將在二十五班飛機起降後起飛，時間大約一個多小時……”

 

我認了。反正工作已經結束，反正本來就是半夜才會到台灣，我已經沒有力氣生氣了。等吧。隨便要延多久。反正老子愛坐飛機。不用加錢，多坐坐也不錯。

 

當初北京香港，跟香港台北兩班飛機，銜接時間長達兩小時半，我曾經嫌為何這麼長，讓我無法早點回到台灣；現在，北京飛機嚴重延誤，要不是銜接時間這麼長，我勢必趕不上另一班飛機；想起來，反而要欣慰了。

 

就這樣，我在十七號星期天凌晨零點抵達桃園，並且花了有史以來最長的將近一小時等行李(我的行李竟然在整架飛機的最後一個)，回公司放器材後，在凌晨兩點回到溫暖的家，結束66個小時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