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场一：
在旧上海，这和这附近一带叫法租界，就是法国人的租界。当年，这里可是不一般的地方，在这个不一般的地方，也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叫薛耕莘。薛耕莘今年103岁，他就住在我身后的那个弄堂里边。当年，他可是法国巡捕房的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今天我们上门去采访他，我们不期望他还有当年的风采，当年的精力，我们也不期待就是他还有一个充足的精力能够完整地讲出他过去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叙述他的往事。
  

曹：你是1903年生的？
薛:我今年103岁了
曹：你最早的时候，你小时候在比利时读书？
薛:因为我娘派我去比利时去读书的,那个校长一天到晚说中国人脏，如何如何，开饭的时候总是讲这样我就站起来说了，我说我很抱歉，我亲爱的母亲特地派我到比利时来读书，而只听见你说中国人脏，中国人怎么样。那这和你学校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我在场的时候，你说这样的话，我表示十二分的不同意，你这种对我没什么好处。那时候我只有七岁，那个副总统说，等到开会开完了，他说这个小弟弟说的还是正确，他说，明天开始，你校长不要做了，把校长撤了。我小归小，还是很爱国的。

1917年，薛耕莘母亲病危，薛耕莘从比利时回到上海。

曹：啊，你回来以后，就回到上海来了？
薛:回来上海就没有事情，我舅舅就说别去了，你到虹口外国学校去读书。我不去，我说我要另外换学校，就改到（徐汇公学）我不进英国式的皇族学校。因为我妈妈叮嘱我不要入英国籍，我答应妈妈，她死的时候突然问我，你听妈妈话吗？我说听妈妈话，她用手搀着我，你今天回答我的话，我很高兴。到1950年，香港还叫我去做政治部部长，我也不做，也是妈妈的一句话。

这一年，母亲病逝，13岁的薛耕莘一个人呆在上海。1930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从此在法租界开始了一个中国警员的生涯。
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攫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为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

曹：特级的督察长
薛:特级这个，
曹：特级督察长的职务是
薛:就是我是外国人待遇
曹：那是法国巡捕房里的第三
薛:第三把椅子
薛：两个租界里，唯一一个中国人受外国人待遇的，就是我。我是法租界第三把手。最高的是F薛ber,第二个是shiobenzs，第三个就是我。他们开大会，所有法国重要的人都到，各分局长都到，说今天起，你们都要听薛耕莘的命令。就像听他们的命令一样。法国总领事这样说的。那么从此我就有这样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因为是F薛ber为我要求的，要求法国政府，因为我办事有一个优点，他不肯出卖祖国。在外面乱七八糟要钱，没有的，谈也不用谈的。

薛耕莘老人说，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这张薛老先生保留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
 
薛：这个吗是程子卿，这个专门管政治就是他。这个姓朱的，我做了特技督察长以后呢，他们就来看我，他们都没有制服，我就跟
外国人讲，一人给了他们一套制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曹：这三个都是华人
薛：这个就是我
曹：你那时候几岁？
薛:那时候31岁啊
 曹：这个上面的勋章是什么？
薛：这是巡捕房里的，纪念章
曹：你们配枪吗？
薛：都有枪的
曹：程子卿年纪比你大
薛：大，他和我爸一起的，他和黄金荣一起的，但是这个人有个好处，听好的，后来也挺守本分。
曹：你这张照片怎么还保留着？
薛：我的包打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我藏起来，过了之后，我回来了他们拿来了
曹：你原来手下的包打听
薛：我原来两个包打听，做我保镖的
曹：你那时指挥多少包打听？
薛：后来法租界我都能管的

Part 2

串场二：
当年的法租界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可说是鱼龙混杂，各路人马都汇聚在这，薛耕莘他作为发租界巡捕房里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和各方势力打交道，他实际上要和国民党应付，也要和共产党联系，他要和日本人有所交往，他也要和青红帮周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能够自己保持自己的一个全身不受损害呢？他的诀窍就是小心。他主要就是按照法国的上司的指示，得向他们报告，而和其他各方面周旋的时候呢，就是不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纠缠在一起，在他的回忆当中，这些交往都是十分精彩的。

30年代初期的上海法租界，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政情变以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中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里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以及社会名流，是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

曹：那和国民党打交道多吗？
薛:国民党戴笠和我直接有关系，中统也跟我直接有关系
曹：他们来找你，找你一般做什么事？
薛:就是特务的事，我很小心，我不照他们的圈套做的，我说我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事实上，我心中有数。
曹：他们会到法租界里活动吗？
薛:谁？
曹：国民党的特务
薛:他们也活动的，我都知道。
曹：你管他们吗
薛:超过范围的我要干涉的
曹：有什么事情，超过范围的？
薛:没有
曹：他们不敢
薛:他们很乖，不敢说话的。我手下的包打听，探长都是军统的。我手下的人都被他们包围，后来他们不许我捉人了，他们报告我是私通外国，但是我自己也当心的
薛:我不是张牙舞爪的，外面（很低调的），有了权力----像杜月笙那样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我不要的。
曹：那时候你看，又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又有这些青帮红帮，又有法国人又有日本人，
薛:对，我跟他的关系不告诉这个人，同这个人的关系我不告诉给你，就算他们都是共产党里的人，我也不互相通气，这要当心好，政治都是假的。

串场三：

30年代，是薛耕莘在法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风险，甚至给他招来牢狱之灾。当年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有识之士。另外，由于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而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许多。作为华人警官的薛耕莘，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情谊，做了一些其他华人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者不愿做的事情。

曹：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还是和国民党的密？
薛:应该说国民党来的多，共产党也有的。
曹：共产党在法租界里面多吗？
薛:不多的，共产党那时候几个跟我联系的人比较好，不是像国民党这样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活动也经常在法租界内进行。而1927年成立的反间谍机构中央特科，也一直依托法租界的特殊环境进行隐蔽战线的工作。薛耕莘任职期间，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

薛：我就是对地下工作的人，头一个是潘汉年。潘汉年手下有两个人跟我直接有关系。一个叫李克农，后来做公安部部长，这个人很好。还有一个叫高真常。高低的高，真假的真，常州的常。高真常很苦恼，他跟我说，就给我50块钱，在外面三个月，给我吃还正好，再让我送那么多药品给新四军我怎么办，办不到的，那样就要出毛病 。他对我哭了，我帮他忙，因为我娘舅是太古轮船公司的大老板。叫查理 森哥斯特，这时我嫡亲的娘舅。过后，我教我的大阿爹，把他的药品送到我大阿爹那里，我大阿爹送到我娘舅家里。晚上他有汽车，开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每艘船上都有他的办公室，他放在里面，晚上船就开到苏北去，东西就带过去，从来没有露过馅。

1934年，薛耕莘接任政治处查缉班的职务，负责搜捕侦讯工作。这一年秋冬之交，法捕房奉上司指令，派查缉班班长席能与薛耕莘前往巨籁达路的一所李姓民宅搜查。结果在这个房子里，找到了一张存折。

薛:到一个姓李的人家里，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后来我看见有一个皮包，我把皮包的底翻开来，一看存折在里面。那么我往口袋里一藏。跟那个姓李的说，这个东西我给你保险（存）好了，你要相信我，他说相信我。

几乎就在他们找到这个存折的同时，另外一批搜查的人也随后赶到。薛耕莘后来才知道，宋庆龄已经事先得知国民党当局要求搜查李姓的情报，于是请求法捕房作先行保护性搜查。薛耕莘在无意中保护了共产党的一笔巨款。

那么，过了三个礼拜，他打电话给我了，说有人要见你，问他在哪里，说在霞飞路口的牛奶棚后面，是谁呢，就是秦邦宪。
曹：秦邦宪就是博古啊。
薛：对
他是上海共产党江苏省政府的委员，在银行里有一个存折，有27万存在麦加利银行。

后来过了两个礼拜，他来看我，打电话来约我，我去跟他碰头。他说我要从重庆到延安去，那么我就给他了。后来，他坐飞机摔死了，这个东西反正是给了共产党了
曹：一大笔钱了
薛:当然，那时候27万不得了啊

串场：当年在上海法租界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薛耕莘老人用“瓜葛不断”来形容。1935年，笃信天主教的薛耕莘在爱心的驱使下，收容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方小宝，她的母亲是共产党员，结果在抗战胜利后，薛耕莘因为这件事情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点走上不归之路。尽管有朋友的多方帮助，薛耕莘还是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判决后，薛耕莘就被顾祝同将军等人保释出狱。对于这件事情，薛耕莘老人认为自己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当年他自己仅仅是法租界的一个雇员，力有所限，不能对民族、对国家的进步事业作更多的贡献。

Part 3

串场三：
在当年的上海法租界，还活跃着另一种势力，那就是上海帮会。当时的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法租界内炙手可热的人物。例如，黄金荣很早就进入法租界做探员，俗称“包打听”，后来晋升为探长。1918年，在法国总领事的认可下，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发起成立了贩毒机关三鑫公司，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在二十年代，杜月笙黄金荣的势力已经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处市面。薛耕莘进入法捕房后，自然免不了要先和他们打交道。

　　1932年，薛耕莘进入法租界才两个年头。这一年法租界内发生的一起罢工事件，让薛耕莘在法捕房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这次罢工据说是因为上海黑帮大亨杜月笙与新调任的法国领事关系紧张而引起的。薛耕莘周旋于杜月笙和法国人之间，最终使得罢工事件得以妥善解决。经过这件事情后，不仅法国的上司法波尔把薛耕莘视为心腹，黄金荣杜月笙也对他另眼相看。

曹：黄金荣是怎么个人？
薛: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包打听。
   比陈志清还小，小包打听     
曹：他后来自法租界里，势头最旺是什么时候
薛:没有什么旺，就是两个包打听拜他做先生，他做过探长的
曹：杜月笙呢？
薛:杜月笙也没有什么，做鸦片生意什么的，
曹：他们三星公司就在法租界里面，
薛:就是杜月笙弄的
曹：在法租界里
薛:怎么弄的我不去管他们，
曹：这个是你管的吗？
薛:我不管
曹：你不管他们
薛:我能够管，我不肯管。所以我的到F薛ber的重用，我这个人挺守本份的。那时杜月笙拼命要拉我，我不理他的

曹：张啸林你熟吗？
薛:张啸林也熟的，但是这个人是因为他的亲属，是浙江省政府的省长。为什么黄金荣和杜月笙会借重这个人，是借重他的亲眷，浙江省政府的，因为是军人，他们做鸦片生意要有后台的，为了利用这个张晓林。张啸林气量很小，就是平时家里逢年过节别人送东西来，送给佣人的东西，他也要跟他们分
曹：送给佣人的东西他也要分的？
薛:他也要分的。得不到好处的，所以他死在这上面，一碰就要吵，他的保镖出点声音，他在房间里就开始吵吵，（骂街）搞什么！就要骂人的，就这样的，这只有张晓林。连他手下人都跟他不好的
薛:杜月笙比较圆滑一些，这个人挺调皮的，他和这个广东人这一帮人的关系，控制得太过分，开的这些典当行，押东西店，都是潮州人开的。他要去控制，我跟他说，你安逸点好不好 ，我说你做这些挺多了，在我的权限之下，你也想插进来。他们现在在法租界受法国政府保护，你不要参加，你要不二不三，我就对你不起了。他知道我挺厉害的，这一句话，对你不起，弄不好我就要“上你的腔”，（给你好看） 他不敢的
曹：他不敢的
薛:不敢不敢，他见我也挺怕的。他知道我说话算数的

曹：他们活跃吗？在租界里活跃吗？
薛:还可以
曹：违法的事情多吗？
薛:他超过规范之外的，有人来通知我，我就警告他。他不听我就不行

串场：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成为世人瞩目的战场，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在众多的抗日军队中，除了坚守四行仓库的88师八百壮士外，守卫斜桥的55师事迹也相当感人。斜桥紧挨着法租界。55师凭借斜桥简易的工事，与上万日军周旋了一个多星期。在完成掩护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余下的近5000名官兵退入法租界。薛耕莘在这个时候担任了法租界当局与55师官兵之间的翻译官和联络官。

淞沪会战前后，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区避难。由于当时的租界当局保持中立，租界区成为人们躲避战乱的避风港。

薛：上海有两个租界，一个是法租界，一个是公共租界就是英租界。这个两个租界称为孤岛，但是，在1.28打不过中国人的时候，日本兵退到虹口，中国兵追过去的时候，英国人就提出抗议了。这样可看出，英租界不能称为孤岛，它还是受帝国主义的控制
曹：法租界呢？
薛:法租界不行的，你要来一定要通过法国政府的同意。没有法国政府同意不行，没有什么日本兵可以在法租界乱来的，不行的。
曹：哦，还是法租界归法租界，日本人那时候法租界是谁？贝当？
薛:贝当有个好处，他没有承认汪精卫政府，所以和反动派日本人组织的汪精卫政府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能到租界上来，我们还是同蒋介石政府……
曹：哦，贝当政府是这样的，这时候法租界日本人还是不能进来的？
薛:F薛ber这个时候就做这个事，他跟我说的很清楚。所以我们对他们是很巧妙的，我们不管的，不管是贝当政府，汪精卫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不管。是中国政府在处理情况，我们就承认他是中国人。

退入法租界的55师官兵分住数处“缴械华兵收容所”，习称“孤兵营”。在此期间，薛耕莘还负责筹措近5000名官兵的给养。

曹：在斜桥的时候，8.13的时候，斜桥那里5000个是哪里的部队？
薛:5000个兵都是归我管的。我后来把他们全部化妆成难民，送回祖国，1/3到蒋介石那里，我问他们到蒋介石那里去还是到新四军那里去，你们愿意到新四军那里去的到苏北去，那么他们有2/3的人愿意去。那么我很守秘密，连到送他们到码头时候，开汽车也是我开的。我不叫巡捕房里的人的开，这是绝对守秘密。不给你日本人知道。
曹：就把他们送到码头
薛:当他们难民。

曹：那么后来把他们都送出去了？全部送走
薛:全送走了，最后一批的时候，最后500人，日本人管的非常紧，知道你们把人送走，追来了，我打听到这个消息，我留心了，我送到浦东张阿六那里，10个人一送，20人一送
曹：怎么个送法？用 卡车送？
薛:穿老百姓衣服，叫他们自己跑过去，张阿六和我联系好。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都不能马虎，不能做事要出风头，这样不行。日本人盯得非常紧。

55师官兵在法租界滞留了将近一年之久，之后分期分批化装成难民离开。这些士兵有的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有的去了浙东国民党军队，重新走上了抗日战场。

Part 4

抗战胜利后，凭借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上海警察局政治处处长兼第三区警察局局长。
1946年5月，薛耕莘以通共罪被捕，1948年无罪开释。之后，薛耕莘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港采购物资。在香港的日子里，朋友为他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的手续，但是他最终选择回到上海。
　　1951年4月，薛耕莘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又到了内蒙古。

曹：你关到劳改农场去的时候，家里6个小孩，怎么养法？
薛:那就是我女人一个人撑了
曹：一个人撑？
薛
 那天晚上把我捉起来时，我的老婆的姐姐也在场，她也看见。李克农派一个女同志来。问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把收拾好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有二十几根金条，有十几万美金，再有一批首饰什么的。不许拿走！拿出李克农公安部的一张告示，薛耕莘有功于革命，所以他抄出来的东西不许动。全部交给薛耕莘夫人，作为教育子女读书之用。

薛：结果那些人走的时候，一件东西都不能拿。

1975年12月，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战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与阔别25年的家人团聚。文革结束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1981年，薛耕莘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从1990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薛耕莘对于革命不无有功的历史，给予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

曹：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
薛:对，这个房子本来都是我一家人住的
曹：上下都是的？
薛:都是的，毛泽东把我关起来了，他们都来抢我。
曹：后来这间房还给你了？
薛:这间他们没有抢去。

串场：
薛耕莘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去世前曾经对幼年的薛耕莘叮嘱说，“你要爱你父亲的国家，也就是要爱中国。”这句话薛耕莘记了一辈子，在五十年代之后，薛耕莘的经历并不顺利，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母亲的这句话。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他回到了上海，他回到了他以前住的地方，此后的二十多年，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平静的时候，做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他不断的在记录有关当年法租界的历史，有关他自己的历史。现在，当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毕竟已经是103岁，已经不能完整地说出他的往事的时候，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他毕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