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里，“吃”一直是石井村各家各户最大的民生，那时村子里的灶文化特别发达，每户人家的厨房里基本上都有三口灶：小灶、中灶和大灶。小灶用来平时煮饭炒菜，中灶多用来煮猪潲，若是办酒席或是蒸甜酒、烤烧酒，那就得动用大灶了。这些灶一个比一个肚子大，都是要用木柴来喂的，所以那时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天天都会为柴火问题而忙碌奔波。
    幸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雪峰山已经恢复了一部分元气，于是去雪峰山置办柴火便成了村里劳动力们农闲时最主要的工作，我们称之为去“洞里”办柴。办柴的人总是成群结队，像一支全副武装的野战部队，个个腰上系根棕麻绳，砍刀就别在这根腰带上，脚上穿草鞋或解放鞋，背个行军壶或是提着一个盐水瓶，里面装的多是烧酒。水就不用带了，沿路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水井。干粮多是糍粑或是烤红薯。
    待到下午三四点钟时，家里的后勤部队也开始浩浩荡荡出动，这是一群送饭的女人，每人用洗脸帕兜着一个大菜碗，里面装着热腾腾的饭菜，纷纷前去半路上接应她们各自“亲爱的死鬼”。这些后勤部队中力气大的女人，把饭菜交给男人，自己就把柴火扛回家，那些文弱型的女人，当然就只能守着家里的劳动力吃完了再像条温柔的小尾巴一样跟着回来。体贴点的会从男人捆扎好的柴火中抽出一两根木头，扛在自己肩上，分担一点重量。
    不只是办柴火，有些人家里要建房子，要嫁女了，或是要为老人准备后事了，那些门窗、楼板、嫁妆中的家具、被称之“千年屋”的寿木所需要的木材，也都要去雪峰山解决。这些大树当然是需要化钱买的，只是那时的人都很纯朴，不会哄抬价格，很多木料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村里的三多叔叔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资深的专家，他当年身强力壮，生产队修仓库修猪牛栏，很多人家里修房子，都需要大量的木材，他一直是村里扛树队伍中的主力，他说当年自己所得的报酬不多，常常只是能混点饭吃混点酒喝。他向我深情地回忆起了当年的一个小片断。有一次大队一个干部家要砌房子，需要很多木材，就托他去“洞里”采购。那时还是集体化时代，他傍晚下工后才出发，拿个手电筒连夜就赶到洞脚下，路上不时与蛇啊野山羊一类的家伙不期而遇，但他说那个年代里人的胆子忒大，什么牛鬼蛇神都不怕。那天晚上他在山脚下一个瑶民家里选木料，选妥之后，便掏出来一大把票子，一百多块钱，全是崭新的五块或十块钱一张的，派头足得像如今的房地产大亨。看他身强力壮，又这么有钱，还是山外的人家，卖树人家里的两个女儿立马被迷得神魂颠倒，总是有事没事过来向他套近乎，幸亏他意志坚定，最终才没有任何闪失。如今三多叔叔年逾六十，耳朵已经不太听见了，走路时脑袋会经常不停地快速晃荡，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扛树太猛而留下的后遗症，抑或是当初两个瑶家姑娘提出非份之想时他摇头过度所致吧。
    听母亲说，我大哥在十五六岁时和大伯的大儿子七斤哥也吵着闹着要去“办柴”，母亲和大婶坚决不同意，大力渲染路途的遥远和砍柴的艰辛，但两个毛头小伙不知是真的体谅家里没柴可烧的苦楚，还是想体味一下远行的悲壮与浪漫，最终说服了苦口婆心的大人们，像模像样地系上麻绳，带着砍刀，雄纠纠气昂昂地跟在了一帮大男人的后面。大人们走得飞快，他俩腿短，只能小脚碎步地跟着，像两条被甩来甩去的小尾巴。母亲和大婶害怕他们出意外，在家里担惊受怕了一上午，匆匆吃过了午饭便赶紧带上饭菜去接他俩，半路上碰到了村里的那些“劳动力”，一问得知两个小家伙在后面，结果都快走到雪峰山山口了，才接到了两个踉踉跄跄的小家伙，每人扛着两捆比他们自己瘦小的腰身还纤细的茅柴，脸上全然没有了出发时的意气风发，而是一脸的疲惫与沮丧。两个大人看孩子没砍伤没走丢就长长地嘘了口气，把手中的饭菜交给他俩去狼吞虎咽，自己扛起了两把柴火，顺路又砍了些茅草补充进去，不然大老远扛着两根牙签回家真会让村里人笑掉大牙。
    待我十五六岁时在床上睡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母亲就常常用大哥当年的事迹来对我进行励志教育，说你大哥当年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可以去“洞里”办柴了，你却还是这样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懒得像头猪。我一直觉得那时大哥的英雄壮举是一次青春期的浪漫出走，所以不以为然。被我母亲念得烦了，我就会半睁开惺忪的睡眼，不耐烦地对母亲说：“别老是念了，好，我也去办柴。”母亲便不再做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