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笔者偶然参加了一个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国际学术报告会。没有任何悬念的是，会议指定语言仍是英语。英美等西方国家发言者的英语自不必说，中日韩尤其是中国发言者的英语同样也很流畅。虽然如此，会后私下讨论时，笔者仍然感觉到语言交流带来的一些误读和障碍。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笔者向一位英国学者介绍他手中端着的普洱茶时，这位来自红茶国度的绅士饶有兴趣地边品尝边问：普洱茶（Pu'er tea）是不是一种红茶（Black tea）？必须承认，除了普洱茶呈块状而英国的袋装立顿红茶为粉末状外，笔者对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异同了无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英国绅士是在拿英国红茶的标准来审视普洱茶的。

在此，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位英国绅士用他习以为常的英国红茶标准来审视普洱茶。推而广之，我们甚或不能动辄指责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须知，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抑或是日本人，都会本能地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知识来认知世界上的陌生事物和他者——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人不能站在语言之外看世界。”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下揭开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篇章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今年5月11日，恰是他在北京逝世400周年纪念日。利马窦来华之后，经过多年刻苦学习，不仅熟练掌握了汉语汉字，而且能用娴熟的文言文著书立说来传播天主教教义，甚至采取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等文化适应策略来扩大天主教的吸引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用文言文著书立说和把天主教著作翻译成中文时，利马窦同样采取了照顾中国文化传统、援引儒家经典概念的文化适应策略，从而提高了天主教在中国民众中的认可度。比如他历时10年写就的《天主实义》一书，就极力论证天主教的“天主”就是中国经书中的“上帝”，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类似现象，不一而足，以至于徐光启在读了《天主实义》后惊叹天主教与儒教思想若合符节：“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要加快中国文化传播，汉语翻译成英文同样需要有个文化适应的策略，即尽量照顾英文的文化传统，使其语言使用者能够在自身知识和经验的范围内即可轻松地认知与感受原本陌生的中国文化。比如，前面提到的普洱茶，音译成英文为Pu'er tea固无不可，但翻译成Chinese black tea，使其与英国的Black tea 联系起来，或会更有利于英国人的接受与认知。

当然，一种语言及其文化在全球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既有“先发”与“后发”之别等历时原因，也有综合实力强大与否等现实原因。英语之所以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通用的国际性语言，端在于它抢占了“先发”的历时机缘，同时四百年来又先后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实力强大的“文明核心国家”（亨廷顿）以为支撑。目前，汉语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强势的英语以及西方文化相比，自是不可以道里计。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翻译成英语采用文化适应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相比高深的哲学概念和文化范畴而言，看似浅显但十分流行的日常生活词汇如果能翻译好，其传播语言和提升文化魅力的效果会更为好些。比如，很多西方人或许并不知道中国的仁义礼智信等概念，但却会对Tai Chi（太极）、Gong Fu “功夫”之类的词汇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着迷不已。不过，目前这类的英文词汇还很少，需要在这方面主动下些功夫。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综合实力正在缓慢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已经采取了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把四书五经翻译成外文等传播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战略性举措。在不远的将来，汉语翻译的文化适应策略或许会成为过去时，而类似Tai Chi、Gong Fu之类的译法会越来越多，并带动中国哲学概念和文化范畴译法的原汁原味化，如把“道”翻译成Tao、把禅翻译成Zen等，最终推动中国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汉语和中国文化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和创造实力的提高，现代社会迅猛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或许会由汉语词汇率先表达出来，并且引领世界语言风骚——中国人应该有这个志向，但愿这天不仅仅是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