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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第323窟壁画。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
《三国演义》中多次涉及到一些佛寺，虽是小说家言，却也引起我对这段时间内佛教状况的兴趣。
据网友考证《三国演义》的时间跨度为公元184年到280年，包括东汉末年、整个三国时期和西晋初年三个时代。顺着这个范围，我整理了一个资料，可以大致了解这段时间内的佛教状况。
一.东汉末年
佛教最初传入汉土，确实年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
(1)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之伊存授经说：
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2)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来说：
一般略谓：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东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祥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到灵帝建宁四年（171）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安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安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178）、中平间（184）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一作光和二年）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179）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祥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祥在献帝建安中（196 ～219）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然而东汉末的译业到康孟祥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
东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1)汉人出家之始：
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下题“严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纪》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50），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2)民间建寺造像之始：
《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东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二.三国时期
指西元220至265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
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
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
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且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制，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
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 ）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249～253）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槃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缺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只难、竺将（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强梁接等五人。
维只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
竺将炎后于黄龙二年（230），在扬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
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东汉灵帝（168～189）时，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一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东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卷十三）。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乃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
支强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在现今陜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阗（今新疆和阗，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阗，到了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
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6月23日补充：南京的佛寺
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邺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观其形貌衣饰奇异,怀疑有诈。孙权在得到禀报后,马上召见康僧会,问他“你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说:“佛祖仙去,转眼已过千年。他的遗骨舍利,依然神光照耀。从前,印度阿育王建起寺塔八万四千座,就是为了彰显佛祖的遗教风化。”孙权不信,说:“如果你能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寺塔,如果是虚夸妄语,国有法规,你必受刑。”康僧会要求孙权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和僧徒们洁斋静室,把铜瓶放在几案上,烧香礼请舍利。七天过去,铜瓶内悄无声息。康僧会请求再给七天,孙权同意了。结果舍利依然没有被请来。康僧会再次要求孙权给他第三个七天。孙权勉强准许。康僧会对法门属众说:“宣尼(孔子)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现在怎能面对国王的法令?只有誓死为期了!”第三个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见到舍利出现,所有僧徒,莫不震惊恐惧。到了五更之时,忽然听到瓶中有声响, 康僧会立即前往观看,瓶中果然获得舍利。
第二天,康僧会把舍利献给孙权,举朝文武大臣一起前来观看,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拿起装舍利的瓶子,把舍利倒在铜盘上,铜盘立刻被穿透。孙权肃然叹曰:“这真是世间少见!”康僧会说:“舍利的神威,岂止只有五色光芒呢?如要焚烧,火不能毁坏它;如要砸碎,金刚杵也不能破碎它。 ”孙权让侍从试验。康僧会发誓说:“法云方被,苍生仰泽,希望再垂神迹,以此广示威灵。”舍利被放在铁砧上,大力士用锤去击打,结果锤砧俱陷而舍利无损。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缘故,东吴大地,始有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由此江东吴地佛法大兴。（叶皓）
6月29日补充：上海的佛寺（摘自上海宗教志）
佛教在上海的传播可追溯到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相传龙华寺和静安寺均在这一时期创建。
龙华寺，又称龙华古寺，位于龙华路2853号。相传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西域僧人康僧会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建业(今南京)传播佛教，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后人对龙华寺及龙华塔的创设年代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现存龙华寺的殿宇规模始建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龙华塔，一般传说是孙权为纪念康僧会所建，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黄巢起义，寺塔毁于兵火。现在的龙华塔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造的。
静安寺，又称静安古寺，位于南京西路1686号。相传该寺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当时寺址在吴淞江滨，初名沪渎重元(玄)寺，唐代一度改为永泰禅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始改称静安寺。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迁至法华镇芦浦沸井浜一侧，依泉建寺，即今寺址。
三.西晋初期
西晋，指自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三国演义》叙述到280年。
西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强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六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五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七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东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180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槃鸱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
（摘自黄忏华《东汉佛教》、《三国佛教》、《西晋佛教》）
佛医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