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现在成了木鱼和水的关系

文/汪华斌

今天有个下岗朋友告诉我，他到社区去反映情况；社区的干部竟然说，‘咋又是你呢’；好像特别反感老百姓找她的样子。的确如此，现在的老百姓自谋出路了；所以官员们轻松了，只要应付上级领导就行了。如果老百姓再去找他们，自然也就多了一些事情；而且可能还会失去一些利益。正因为如此，如今的官的确反感老百姓；更对那些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是仇恨。因此现在的老百姓如果对官员拍马屁的还有点利益，而与官员争斗的基本无利益可言；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因，而是我们社会机制的结果。

我们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由权力分配利益的社会。由于当时追求的是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老百姓的死活实际是左右权力的法码。正因为如此，老百姓为了能得到利益而在当官的面前去闹事；从而出现闹事者能多得到利益的社会现象。结果老百姓总结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才有利益送上前’的社会经典，所以我们社会长期存在‘好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客观现实。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的权力下放了；而且老百姓成了自谋出路的人，所以权力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一来，我们社会当官的怕老百姓的格局彻底打破了；当官的开始不怕老百姓闹事了。这主要是从国有企业大下岗运动开始，6000多万人被领导强制性赶出工作岗位而失业；虽然也有一些不怕事的去闹，结果所有的政治和专政工具全部是一致对付老百姓的；最后闹事的还吃更大的亏。从此以后，我们社会当官的再也不怕老百姓了。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的官不仅不怕老百姓闹事；而且还主动找老百姓闹事，从而开创了我国‘官与民斗’的新局面。由于老百姓的利益很容易被剥夺，结果剥夺老百姓利益竟然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以拆迁为例，本来应该是征用者与拆迁者商谈赔偿；但我们的官员接手拆迁事宜。结果剥夺的利益归官员所得，而履行拆迁权力时又是公权力。正因为如此，官与民斗而剥夺老百姓利益的现象成了我们社会的主流。

在这些斗争的历程中，斗争的等级不断上升；先是信访，没有作用就上访；上访还没有作用就是闹事，闹事还没有作用就是老百姓以自杀相威胁。然而即使老百姓真的自杀，结果还是老百姓吃亏；不仅利益没有，反而落下‘暴力抗法’的名声。如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二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去年成都市唐福珍为反抗强拆而自焚致死，最后还害得多名亲人被拘留；因为这是集体‘暴力’抗法。

按照老百姓愚昧无知的想法，人命大于天；当官员看到他们浇上汽油自焚时，肯定是先救人；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自焚了。然而他们的确想错了，这些官员并不惧怕他们的死去；所以他们的自焚并没有阻挡拆迁的继续进行，他们只是枉送性命。最后官员还有个好名声，因为他们是与老百姓的‘暴力’抗法做斗争；即使社会不满，顶多就是个‘闲暇二年’。二年后还会因为政绩突出而提拔重用，因为他们漠视老百姓生命的行为就是为了政绩。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官员不怕老百姓死去；就怕没有政绩。所以为了政绩与利益，可以不顾老百姓性命。

是啊！唐福珍、陶会西父子用事实证明，现在的官员并不惧怕老百姓死去。为什么现在的鱼不怕水干了呢，原来是现在的鱼变成了木鱼；所以它才不怕水干了呢。看现在自焚、跳楼之类的方法吓唬当官的，却没有任何当官的吃你这一套。如果这样做，不仅房子仍要被拆；还将性命搭上了，而且还落个‘暴力’抗法的名声；使后代和亲人受害。

然而我想说的话，现在的官民如同是木鱼和水；那有木鱼不反感水的呢。现在的木鱼只听敲打他（她）的和尚，如果你能与和尚搞好关系；那木鱼自然也就怕你了，这时你的利益也就有了保障。如果你也怕见和尚，那么就自认倒霉吧；那有木鱼主动找水的道理呢。千万别以为现在是鱼离不开水，而是现在的木鱼特别反感水；恨不得天下没有水就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