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香港常驻十四年、显居住北京的日本自由记者温子，不久前短暂返回香港，对香港的人和事又有新的感受。下面是温子最新发表的有关文章的中文译文：

   2006年还剩下10天。我想，日本从这周末的天皇诞辰日起就一下子进入年终“状态”了吧。在香港工作的朋友高兴地跟我说：“22号星期五是冬至，下午就回家了。之后就开始圣诞节假期，一直休息到26号星期二，因为随后马上是新年假期，所以干脆一起休假去日本温泉旅游。”哇~，温泉！真好啊！我今年连日本都没回去。

    说到我这样的边缘日本人，上周从完全没有年末气氛的北京来到香港，在香港有点带着年末气氛处理了许多香港银行的相关事务，然后在香港到处跑来跑去，度过了一段和安静的北京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忙碌日子。

    随着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到度生活过14年（可以说是我全部的青春，哈哈！）的香港，都会感到她的巨大变化。在香港，从今年9月起对于拥有长期居留权的人（即香港市民）开始实行无人通关，我也这次在进入香港的一瞬间便体验了这一变化。把香港政府发行的带有IC芯片的ID卡插入和日本的地铁卡检票口类似的机器中，在出口处让机器读取拇指的指纹。如果核对一致，对面的塑料门便会啪地一下打开，“无罪释放”，安全到达香港。在此期间完全没有与人接触。非常简单，以至于因为过于简单反而担心“这样行吗？”。我也算是香港市民，这样很快就进入了香港。现代社会香港，万岁！

    看到这种新的方式从引进到现在还没有半年，但人流却非常顺畅。机场大厅里四处用图形和文字注明了简单易懂的通向市区的交通机构的提示，不光是市内几乎所有的交通机构，就连许多商店可以使用的香港版地铁卡“八达通”的充值都在面前的自动售货机或者柜台即可完成。通向市内的不仅有机场快线电车，还有公共汽车24小时多条线路的服务，公共汽车站上的人也都一个个顺序排队等候。不，公共汽车每10-15分钟就有一辆，所以等候的人并不多。

    我一边乘着机场大巴向市区行进，一边模模糊糊地思考着。当时我感到的是无忧无虑的开放感，一个个的事物有条不紊，每个人按照他/她的打算和目的地进行选择，就这样，人们从一个地点马上分成若干分支四散而行。这些一个个的模式并非由谁指挥，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组合，根据自己的喜好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谩骂声和叫喊声。

    看看公共汽车里，年轻的西方背包族、说着纯粹普通话但却完全习惯了香港的带着孩子的华人父母、习惯了旅行的不知国籍的商务人士、乘坐公共汽车前打电话说“我回来啦”的香港人、难以区分国籍的看似印度人的夫妇……这些人们毫不混乱，也没有丝毫不安地乘坐着同一辆公共汽车，这种情景与北京的机场大巴内几乎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每次回香港都会有很多人这样问我。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长这样的比例就越会增加。见到媒体工作者，则一定会问到中日关系。但我不是评论中日关系的专家，所以我所讲的不过是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中国的一个侧面。有趣的是，香港老友的话题中心并不顾及我是日本人，而是直接谈到“中国和香港”。然后，对于喋喋不休地说着“中国的○○不行，▽▽不行。香港现在也不怎么样……”的他们，我的角色往往就是劝解他们“行了行了，别激动。你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好，香港也好在◎◎呀”。

    当然，不管正确与否，把中国的动向和自己的人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香港人或者华人并不一定能够接受拥有日本国籍的我的观点。我的人生似乎也被中国拽到了，但，这和他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即使我这样的日本人随便谈论自己在中国有所见闻，还有很多人愿意倾听。

    这一次，我在去往市区的公共汽车上思考的是，生活在香港的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人相比更加系统化，更守秩序。这里有制度，人们按照秩序生活。中国也有制度，但很多人并不在乎制度和秩序。不，以前香港也没有人成天谈论制度。但是现在，人们排队乘坐公共汽车，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也变得以手掩口低声打电话了。

    香港变了。80年代的混沌嘈杂减少了很多，人们之间产生了秩序。在大街上行走的年轻人远比过去更时尚、更具个性。即便走在杂乱的马路上，或者乘坐拥挤的地铁，人们也变得开始关心与毫不相识的他人之间的接触。人们在大众中生活，开始时常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界限。也就是说，开始意识到“公”之中的“私”这个自己，同时将与“个体”同时存在的自己和对方置于同等的位置。这样的“个体”区分别人和自己，某种程度上虽然有些冷漠，但相反也将对方作为一个“个体”拉开了距离以示尊重。在遭受2003年SARS大流行的重大打击之后，香港社会中这种对于自己与他人的“个体”的意识变得强烈了。

    我知道，这样的变化呈现在香港社会的各个部分。

“政府前日成功在旧天星码头清场后，工人昨日马上复工，并将码头钟楼的机件逐一拆除。约200名市民昨晚在码头外举行烛光晚会，其间有人爬上棚架，并试图冲入工地，与在场警员发生冲突。立法会规划地政委员会昨日通过动议，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工程，不过，房屋及规划地政局长孙明扬拒绝要求，并指钟楼机件已拆，停止工程「不切实际」，重申在中环新海滨一带重建钟楼，并会研究恢复钟楼的钟声。”（《孙明扬：不拆钟楼    不切实际    凌晨推撞起哄》明报12月15日）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拥有约50年历史的香港岛中环天星码头被关闭，开始把其码头任务向新建码头迁移。天星小轮是访问香港的游客必然要乘坐的路线，它连接了香港的政治经济中心中环和商业中心九龙半岛，是一条仅需不到10分钟左右的水上路线。由于这条线路的船票很便宜，还能一览令香港骄傲的鳞次栉比的大楼情景非常受人欢迎，游客和普通市民的使用频率都非常高。

    拥有100年历史的天星小轮在中环地区的码头因海岸线的填埋扩展迄今已经转移了3次，这次因填扩决定拆除的码头是从1958年开始使用的。已经完成的新码头，位于建有商业大楼的海边一侧，乘客还要多走几步。渡轮本身还继续存在，但，对以简单的白色和绿色装饰而在中环海边大楼群中间的旧码头的拆除，有些市民开始表示反对。

“「天星码头」这个名字对笔者带来不少回忆。小时候，虽然家人偶尔有带笔者乘天星小轮过海，但最令笔者记忆犹新的，是笔者念小六时，政府突然宣布戒严。因为「有人」为天星小轮增加「斗零」（五仙）船费，在天星码头静坐绝食，引起了不少香港人的回应和支持，后跟发展成暴动事件。当时满街的防暴队及警察巡逻，家人十分紧张，禁止笔者踏出家门半步。之后每有人提起「天星码头」，都会令笔者联想起「反加价绝食」。”（《冯检基：满载会议的天星码头》香港文汇报12月19日）

    这场暴动发生在67年，与当时中国国内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相呼应，据说是住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相关人士针对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起的，深深地印刻在香港的历史上。

“中学时候，笔者经常要到大会堂高座图书馆看书、借书和做功课，亦有到大会堂低座排队购买门票和欣赏文艺节目。笔者总爱早一点到，迟一点离开。跑到天星码头附近的雪糕车买雪糕，一边浅尝，一边站在一旁，观看天星小轮泊岸后，那挤拥的人群急急地从出口处冲出来；又或坐在皇后码头观看潮水拍岸和欣赏钓鱼郎的耐性和喜悦。”（同上）

    大会堂是位于天星码头近旁的公共场所，不仅有剧场和音乐厅，还有展厅、图书馆、婚姻注册处等设施。皇后码头是过去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问香港时上岸的码头，但也同样因填扩计划遭受了拆除的命运。

“离开大学，在压力团体工作，再加上八十年代中英谈判和基本法草拟讨论，天星码头和尖沙咀码头遂成笔者与压力团体成员们的聚集中心点。由于这两个码头繁忙，每十分钟一次的渡轮泊岸与启航，都会带来数以百计的人流，两个码头遂成成为我们派宣传单张，游行起步点，静坐，筹款及露宿抗议的好地方。当年争取公屋重建权益，反加租，争取设立老人节等等，都与天星码头分不开。”（同上）

    说到这里我也有实际的感受，能够清楚地想起当时的样子。笔者冯检基先生现在担任政党、民协的主席，我也好几次看到过他站在那里喊口号。作为一个香港人，他的这种回忆会与许多香港人相通。

“在天星码头「最后」营业的一天，笔者带着念小六的儿子由尖沙咀码头乘小轮到天星码头。那天，码头人头涌涌，要花约卅分钟才能入闸。呀，在船上，我遇上了中学同学，当年压力团体的成员，前民协会员，大家很高兴，也很感慨，我们是巧合地在天星的最后一天「团聚」！    …（略）…我们又跑到天星码头对面的停车场的顶层，与天星码头和钟楼拍照，永留纪念。当要讲的和要拍的都完成后，我们跑到那雪糕车排队，买雪糕。一人一杯。从雪糕车沿皇后码头，漫步到大会堂去。笔者又向小儿细说那「话当年……」”（同上）

    随后，在12月13号开始了拆除工作，就像上述报导所说，近200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在15号天没亮时开始拆除钟楼这一码头的象征的时候发生了骚乱，以致有13人被逮捕。政府一方认为1958年开始使用的码头和钟楼没有满足“拥有50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条件，不被认可为历史建筑，而且此次包括拆除码头在内的填扩开发计划已经研究了7年并最终决定，以此为理由进行了强行拆除。

“孙明扬和曾荫权的论据都说是不堪一击的。他们说经过5年咨询，咨询什么？咨询了谁？所谓咨询，主题是中环填海工程，不是拆不拆码头钟楼。被咨询的是一个不称职的古物咨询委员会，就连主张保留钟楼的顾问报告都懵然不知，市民大众更全部被蒙在鼓里。经过5年咨询？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吴志森：推土机    你急什么？》明报12月15日）

    说到5年前，我还在香港生活。的确，我还记得听到过中环海岸线填扩的新闻。但，那时候是否谈到天星码头的转移……我完全不记得了。不过，每15分敲响一次的钟声和那古朴的钟楼即将消失实在令人感到可惜。

“政府显然蔑视这群青年，迷信权力和警力无坚不摧，只要将钟楼蒙上布幕，将大钟的机械拆除，将钟楼的外墙夷平，就能快刀斩乱麻，消灭人们的记忆和反抗。但政府低估了青年的力量，拆卸钟楼的消息惊醒了议会，迟来的经济休会辩论，将钟楼的抗争带进议事堂。”（《张文光：天星钟楼的暮鼓晨钟》明报12月15日）

    我也同意立法会议员张文光的这个说法，当我看到电视上的新闻、读到报纸上关于抗议行动的报导时，突然发现参加反对行动的人几乎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并非没有30几岁、40几岁的人，但毫无疑问大学生年龄层的年轻人占了绝大部分。看到这些，我想：“钟楼的48年历史对于在社会上已经拥有安定生活的30多、40多岁上的人们并非要彻底投身抵抗去守护的东西，对于比钟楼年轻得多的他们来说，它却把自己对香港的记忆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我们相信咨询委员会制度，透过会内的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能够提供平衡专业和政制诉求的意见和建议。可是，自从几年的七一大游行一路走来，我们看见了日益发达的公民社会，几个新兴组织，以年轻人为骨干，他们强调香港人身份，以不同的视角，审视各项社会政策，这种新兴力量，与现实的社会贤达不相往来，甚至即使港府吸纳他们加入各大咨询委员会，这批以挟民间身份自重的民间分子，亦不屑加入。”（《叶秋：钟楼敲响本土意识    吸纳失效政府失焦》明报12月15日）

    这位叶秋先生还讽刺了包括张文光先生在内的许多立法会议员在咨询期间不出声，一旦引起骚动却扮演“民意”的朋友，是“机会主义的「抽水」行为”。

“如果港府高层认为，天星只是一小撮人的起哄，那他们如何理解在选委会小圈子中，向泛民主派投票的新兴专业人士？在会计和工程等界别，新登记选民几乎都倾向支持泛民，行内德高望重的老行尊，都难以立足，会计界在近几年人人丰衣足食，但仍敢与北京唱对台。…（略）…天星事件反映出来的本土意识，和它在社会中引起的震撼，可见香港社会中，对保存环境和人民质素的重视，这种意识不就与港府日夜宣传的心系家国不谋而合吗？在一个开放社会，大部分的社会事务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如何决定政策优次，宣示市政价值，不正就是我们对政府的最起码的要求吗？”（同上）

    ……原来如此。

    天星小轮码头拆除前的10号，香港举行选举委员会选举而选出参加明年3月份的行政长官选举投票的选举委员。就像叶先生写到的，在香港，2003年7月1号举行了要求实施行政长官普通选举的市民游行，呼声高涨。但明年的选举仍然按照以往的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选举办法实施。

    但是，在10号的选举中，泛民主派候选人之中8成以上当选，尤其是法律界20个议席全部掌握的意外大跃进，民主派人士非常高兴。而选举战中已熟悉的面孔败给了年轻的新候选人，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在香港，过去很多人这样形容香港人的本土意识。不论过去和现在，香港都包容着许多外来者（包括我）。但是，这些在涉及到拆除天星小轮码头的填扩计划刚刚开始进行咨询时才十几岁，但已成长到20来岁能表达自己的意念的年轻人，他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不会改变这个“借来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