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1跳” 应直面深层次的原因 

•洪巧俊

如今富士康已经是“十一连跳”，从“第七跳”开始我就在关注，尽管令人心痛不已，但一直没有动笔去抨击富士康，而是冷静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不可追回，但留给我们社会的却是沉重反思。

也许有人要问我，为何反思的不是富士康？富士康当然要值得反思，对于富士康的指责和剖析的文章已是连篇累牍，其悲剧背后的个人和社会原因已经剖析得透彻。我最担心的是富士康这种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别“移情别恋”地蔓延到其他地方。这种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可以从张国荣自杀后，明星接连不断地自杀中寻找到蝴蝶效应之答案，近来的校园暴力也有同样的原理。

前面说了，对富士康已经说了很多，我不想再说了。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的“十连跳”，反思的更应是我们这个社会。针对多起杀童案，温家宝总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可否定富士康的生存状态问题。其实当今的生存压力，对于“80后”尤其显得不堪重负，他们有梦想，面临着成家立业，可又感到迷茫。网上流传的“我是80后男生，官都被50后当走了，钱被60后赚走了，看上的80后女生也被70后抢走了，连栽赃给我们的那些名号都被90后抢走了”，多少能说明80后的尴尬和无奈，以及生存之压力。

在富士康，85%以上的员工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改变命运与这个国家改变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一样的艰难。去年春节前，我应中宣部主管的杂志《政工研究动态》之约写了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青春与梦想》，在该文中我专门剖析了农村青年文化素质下降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几代农民工的心态差异，指出当今的年轻人没有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少了刻苦自学的精神，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落差：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当今面对他们的现实却是：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内心埋藏着“城市梦”，城市梦的实现，仅凭着自身能力，那怕是穷尽一生也难达到，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让他们实现“城市梦”的成本太高。“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为他们有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

根据富士康集团及警方提供的资料，坠楼者多出于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轻生。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说，这些员工的极端行为主要是因为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或是家庭出现变故。不必怀疑这种说法，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显然比他们的父辈差得多。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有的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有的甚至在城里出生，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大的，一出学校就走上了打工路。因此，要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提高抗压能力，使他们确立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这就要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机，而是失去反思能力。富士康接二连三出现年轻员工坠楼事件，反映出新生代农民的精神情感困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严峻问题之一。这不是为富士康开脱，而是当前之现实，我们的社会应直面这个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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