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然：摒弃畸形分配体系 带我们远离红线

汪洙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耳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选拔人才的需要，把科举考试作为平民通往权力上层的渠道。古有全国举子上京赶考争夺进士及第，今有近7000人应试北京处级干部考试竞争194个名额（新京报5月10日），相隔千百年，今天的处级干部考试比当年的科举考试又多了一层隐秘的动机。

7000人竞争不到200个名额，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部分人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有这7000人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不但是一条通往权力之路，更是一条通往财富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一旦成功，人们获得的“利润”能够大大超过所付出的“成本”。

这并非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独立学者王炼利在《谁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真正受益者》中举了一个例子：2009年春，上海政府部门给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发放了一次性住房补贴，副科级职员最低可得9.1万元。而这9.1万元最低住房补贴，如果按上海市200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2789元为公积金缴存基数，得缴存十五年才能够达到。

为此，王炼利感叹道：“难怪2009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关的公务员报考人数突破百万，竞争比达78：1。我猜测，这百万人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冲着住房公积金和住房津贴而去。”

其中令人关注的是这其中所隐藏的一个中国社会的“潜规则”：距离权力越近，在资源分配上就占有越高的优先级。这是非常诡异和令人担忧的现象，政府工作人员不再被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一单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与高薪养廉和光宗耀祖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做了官便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

以中国的商业精英的发展轨迹为例，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其中的“规则”。中国的商业精英原本是作为中国改革中，政治经济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出现的。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精英们有重新出现了向政治权力靠拢的趋势。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精神逐渐变成了“不找市长当市长”，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更是一针见血的说道：“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

这种转变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一方面说明市场空间已经十分狭窄，仅凭纯市场手段很难赚到利润；另一方面在于政治权力把各种关键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商业精英想要得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听到诸如“中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5月11日），就更好理解其中的含义了。在中国，一边上演着制造百万富翁的速度领先世界的喜剧，另一边有制造着人民因贫困而自杀的悲剧。而关键则在于，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前者的富裕是以后者以及社会其他成员的贫困和损失为代价的。这不是“共同富裕”应有的题中之义。

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都归于老生常谈。这也体现一个问题，即我们知道怎么解决，就是不忍“割爱”。但是每个理性的中国人都希望安居乐业，让我们远离那条可怕的“红线”。秦晖先生曾经精辟的论述：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请政府给贫穷且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城市农民工群体以更多的关怀，让他们品尝到更多的改革开放的果实。这个群体的稳定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当然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改变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财富分配体系。

2010年，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总书记先后提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和“提高劳动报酬，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两位领导人的话可谓珠联璧合，也许我们借此有理由相信，这是我们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触底反弹”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