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26日】惊悉富士康又发生第十二跳，这是中国《摩登时代》现代版的又一续集。十连跳后，郭台铭请了五台山和尚到公司大作道场，驱魔除怪。可佛法不灵，“鬼魅”仍在横行，悲剧照样上演。可见郭台铭是病笃乱投医，佛法压根救不了富士康。

    其实，富士康跳楼事件绝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有警示作用的社会现象。十二连跳带来巨大的轰动效应，富士康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目光的焦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讲，富士康绝不是大陆境内最糟糕的企业，它的工资待遇，它的生产生活环境，它的管理都远非最差。否则，它的跳楼事件只能当花边新闻看，偌大中国，矿难、车祸、谋杀、疾病等等，每时每刻有多少人尘归尘，土归土，一桩桩一件件，最后多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仅此而已。想到那些尚未绽放便告萎谢的生命，我们真的该作点严肃的思考了，到底中国社会出了甚麽问题?

    海鸿是拥有员工八十余万的大型的跨国公司，它的一百多家子公司遍及中国、东南亚与欧美，除了大陆的富士康公司，人们至今未曾听说它在海外的任何子公司发生过如此严重的悲剧。应该说富士康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民众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折射。毋庸否认，资本的本质是逐利，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资本的逐利是应当遵循某种游戏规则的。考察资本社会发展历史，在其资本积累原始时期，资本逐利的冲动达到疯狂地步，在赤裸裸掠夺财富的同时，人性被撕裂被毁灭，生命光辉完全地被金钱的光辉所掩没。马克思所说的竭力榨取剩余劳动的描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一幕。所幸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存在着自身的修复功能，曾几何时它放弃了“杀鸡取卵”式的“豪夺”，而採取了注入人本主义的“巧取”。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终未能实现。它毕竟在人本、民主的理念中康复并发展了。

     “文革”的教训使中国新一代执政者认识到，必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完成资本积累的改革开放便合乎逻辑地展开。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问题是它的势头太过猛烈，以至来不及作好理论与制度的准备。经济特区设立了，但那示范意义除掉“速度”而外，我们到底还收获了甚麽，相信谁也说不清。GDP挂帅，速度就是一切，人们似乎都陶醉在飙车的快感之中。建设的成就确实令世人瞩目，可是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制度设计缺陷使得诸多社会矛盾被忽视或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特别是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扭曲，加速了权力寻租，腐败相滋相生，社会公正缺失。其结果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社会怪象，工农为主体的大众虽仍具主人之名而不复有主人之实，共同富裕的梦想被一小部份人资本原始积累的飞快运转的车论碾得粉碎。他们完全地被边缘化了，民生维艰，于是人们怀疑着，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海鸿旗下富士康便是生存于上述社会“土壤”与“气候”之中，这样的人文环境既无法有效扼制资本疯狂逐利的冲动，也无法保证现代企业管理原则的坚持。在富士康诸多生产、生活的细节中，人们不难发现人权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苛严而缺乏张力的规章紧绷着员工的神经，自愿或非自愿的超时加班让员工身心疲惫，有如护院武师的保安叫员工失去自尊，而“不自杀合约”更是侮辱人格的“次生灾害”。凡此等等都说明富士康的十二连跳正是偶然中的必然，当弱势者再遭某种不幸的困扰而欲弃世时，却没有人本关怀的“围栏”防护他们。

      我愿再次重申，在中国所有本土企业和所有外方企业中，我以为富士康绝对不是最差的，甚至也不是次差的，或许我们只能说郭台铭流年不利，千万别轻视“第一跳”的心理暗示作用。不过，话得说回来，不管富士康今后还有多少跳【但愿打住】，都不能只看成个案，而应视作一种“现象”。这现象可以让我们的反思提升到法律与制度的层面，从而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