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王达三新博文:曲阜“三孔”应对公众免费开放 据《新京报》 笔者不曾眼见和翻阅《论语力》等四书,亦不知具体的版权纠纷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于丹和孔健都是与孔子和儒学有着深切关系的文化界名流,即一个是被誉为“女孔子”的“国学超女”,一个是被誉为“孔学传播大师”的孔子第75代孙。先前两人交情不错,时今却隔空喊话,互相攻讦,不仅震惊中国文化界,而且必然会对儒学事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就此进行一番深入的省察。 关于孔健,笔者了解不是很多,只是因他先期以孔子后人代表身份支持胡玫拍摄电影《孔子》,后期又批评电影《孔子》未能展现真实孔子,才注意到有这么个人——因为笔者当时正在草撰《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孔健有着诸如专家、教授、院长、会长、理事长、创始人、总编辑等数十个让人敬畏的头衔。不过,其中绝大多数头衔,比如“国际孔教儒学传播协会会长”,对我这个长期跟踪海内外孔教或儒教发展现状的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此外,在今天的孔子后裔之中,像他这样以“孔家滕阳户传人”自居并热衷于传播“孔学”的人,也是不多见的。 至于于丹,笔者了解稍为多些,并在诸如徐晋如等“十博士”和一些儒学异议者批评其《论语心得》一书考据失实、诠释错误以及为“犬儒现象”推波助澜时,曾撰写过几篇小文章来支持她,大体意思为:《论语》的通俗讲解传播与严肃学术研究不是一个概念,儒学的研究者和儒家的信徒不可等同视之,仅从推动“《论语》热”和“孔子热”的角度来看,于丹及其《论语心得》还是有很大功绩的。当然,于丹一举成名后,参加了大量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俨然成为孔子和儒学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业内人士对此还是有些看法的——她功力显然不够。 于丹和孔健究竟因何突然翻脸,尚不得而知,笔者对此既不感兴趣,也不会妄加猜测。不过,根据常识判断,凡是涉及著作权的纠纷,多是“名利”思想作祟。于丹和孔健翻脸的背后,同样隐约透露出“名利之争”的痕迹。当然,名利心者,人皆有之。一个人大可不必因为自己有名利心而惴惴不安,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苛责于丹和孔健有名利心。 关键问题在于,名与利是如何得来的。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还是沽名钓誉、名不副实?是以义为利、重义轻利还是以利为义、见利忘义?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君子与小人于斯分焉。孔子岂不云乎:“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就此而言,于丹和孔健发生龌龊,要么因其中一个人有不当的名利心使然,要么是两个人都有不当的名利心使然——很大可能是皆逃脱不了干系。 此外,儒家一向认为“让者,德之主也,礼之实也,行之本也”,强调即使对于必要的名利之争,双方也要保持克制和礼让的心态,要有谦谦君子之风,所以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而且,所谓礼让,不是要对方礼让,而是首先自己要先退一步,正如王船山所说:“让者,自让也。”如今,于丹和孔健反目成仇,恶言相向,孔健甚至将花钱为于丹买高价位服装以便其拜见日本首相这种极具杀伤力的私事都抖露了出来,可谓“其争也非君子”矣! 笔者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不可能例证于丹和孔健纠纷的具体原因以及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是,无论是一人有错,还是二人同错,根据儒家的立场和观点,这种缺乏礼让精神的名利之争,都是有违孔子教导 事实上,于丹和孔健的这场名利之争,与其说伤害了二人本身的令名,毋宁说是伤害了孔子和儒家文化,甚至比儒家异议者和反对者给儒家文化造成的伤害还要大——他们,自称是孔子的信徒,并号称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但却没有孔子的精神,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兜售给别人,岂是孔子所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能让人对儒学心服口服? 前不久,知名儒学 具体到于丹和孔健两人到底是何种儒学,我想读者 欢迎关注王达三新博文:曲阜“三孔”应对公众免费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