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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散记
■李绍章(艺名:土生阿耿)
又是一年高考。回想十五六年前,我也就是十八九岁。刚步入成年年龄,却连遭三年厄运。[注①]每次高考,总是落榜。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苦头,仿佛欠下谁八辈子冤债,“当堕无间地域,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痛苦极了。
连考连败,语文是祸首,竟然一次都没及格。尤其中间一年,一半的分也没拿到,心情简直沮丧到了极点。一个人,坐在学校后山脚下,干枯的河边,“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更像扎伤了我脆弱的心。弃学,就意味着回家耕田种地,我瘦小的身躯,怎能承受得了那些繁重?[注②]一根筋,就想上学。继续复读,来年重考。这个念头又一次冒出,每冒一次,就是再熬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终于过线了,多亏了数学成绩的扶摇直上。不然还是惨败,因为语文仍旧不及格。
语文不及格,除了我语法基础差、文学常识缺、阅读能力弱、古文功底薄之外,最要命的就是我的作文。照着中学语文教学的常规评价说,就是老“离题”,写着写着就“跑偏了”。记叙文我记不来,没那文采;说明文我说不来,没那逻辑;唯独议论文,我还能“显摆”两下子,勉强“议”上一番,但也正是这种体裁,最易遇上“跑题”的风险,而我恰巧又长了一滩烂脑子。平时的模拟考,只要我遵循“常规”思路写,也不是没得过高分,但只要进了真考场,似乎又注定去“想歪”。什么人呢?疯了。
从小看的“文学”书就是课本,除了学校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科书,没有什么“课外书”。我的印象里,除了课本中那些也许已剪辑过的课文,再也没接触过任何文学类的书籍和读物。直到今天,我也没看过一本小说、一次电影,没看过一部电视剧。说出来总嫌丢人,但却是一个事实,一个或许令人恐怖的事实。没有文学修养和文化熏陶,先天文学气质又偏偏不足,写记叙文就特别吃力。课本上的那些记叙文,虽然有些确实很美,但文采却是别人的,无法移植,不能嫁接。于是,记叙文不及格,我是打心底认输的。我的记叙文,就是“流水帐”、“大白话”,单调刻板,毫无生机。那时,每逢考试,就怕作文是记叙文,但怕什么来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命题的人有时却非要“来点文学的”。[注③]
议论文会好一些,因为它仿佛没有那么多婉约。即便文采干枯,也不至于无法表达所感所想。可是,观点再鲜明、论据再充分、论证再有力,哪怕是把论据装饰得有板有眼,派上最放光芒的各色论证方法,偶尔在金蝉脱壳之余再耍上几把鲲鹏展翅,卖弄点儿足以宣泄自恋的“文笔”,但只要主题“不合规”,就是“跑题”,是铁定不及格的。作文的议论文命题,往往又是材料作文,要么是文字,要么是图画。按理说,这种命题形式多灵活、多有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但见鬼的是,评卷人早就定好了腔调,一旦走音、跑调,必挂无疑。而这种不知发源于何年又流传于何月的作文教育思维,好像又死乞百赖,坚不可摧,无人能撼。
“少无适俗韵”。我对中学语文教学,彼时就有不满情绪,还会反应在课堂上。[注④]初中时,有位语文教师对古诗词几近不懂,唯一的教学法就是强令学生背诵,并以到黑板默写作为学习效果评价方式。对此,我十分反感:不解诗义,徒背有何义?遂决定拒绝服从背诵指令。不料,次日点名到黑板默写者恰恰有我,幸好事先已将那首“五言绝句”手抄于掌心,情急时再转抄于黑板即可。但自作聪明、自感侥幸,却往往总遇倒霉。掩耳盗铃毕竟不顶用,还是被老师扭住耳朵一脚踹出了门外,勒令罚站一小时。那一小时,我也没闲着。倒不是反省我的诚信问题,而是在心问教育者:不去解诗文、求诗义,单是强行学生能背诵、会默写,一旦背不过写不出,还要挨扭挨巴掌、挨踹挨脚踢,这还不够,必须在冰冷的寒冬站立一个钟头。凭什么?如此简单粗暴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多大贡献率呢?怒不可遏,我一脚将门踹开,坐回了原位。[注⑤]高中时,我也同样“叫板”过语文老师,只是没像初中时那般粗野,渐渐用起了“理论”武器。
作文不及格,直接影响到了语文成绩,对各科总成绩的贡献率也微乎其微,反而既挡了前腿又“拖了后腿”。一度迷惑:我真的就那么没用吗?那时信息闭塞得很,虽听说有“报纸”这种媒体,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才见过真正的报纸。不是大报、党报,而是一份名为“校园文化”的小报,大概是市里某些部门派发下来的,上面可以发表中学教师的教学论文和学生的作品。上面有个栏目叫“教师论坛”,专发中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实践以及语言文化专业理论的文章。我当机立断:也写点“教学实践”和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投稿过去,看看能否发表。我先后撰写了《“下水文”教学略议》、《如何增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谈谈词语的锤炼》、《我的中学语文教学观》等相关文论。[注⑥]想来可笑,也多少有些奇怪:那时我尚未成年,但这几篇文章写完后,反复自恋品读,还真像出自一位“老教师”笔下,仿佛让人觉得“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原本“搞笑式”、“讽刺式”、“发泄式”投稿,不料却陆续发表了,并且赫然刊登于“教师论坛”。虽然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但也惹得个别教师不开心。我首度高考失败,一位语文教师听到此消息后“乐祸”的表情就足以叩开其当初的心扉。
以教师的口吻写点装蒜的“教学论文”,我看我行。但我的身份毕竟是学生,我应对的不是“教学论文”,而是“考试作文”。任凭报刊杂志怎么认可和发表我的文论,也无法充抵考试作文的评分。“跑题”的我,还是“跑题”。第二次高考,语文成绩更低了;第三次,我卯足了劲、时刻提醒着自己别走偏、别跑偏、别想歪、别写歪,可是,还是不及格的命。估计又偏了。
这么“复杂的背景”,考上大学,也没觉得喜悦。对我来说,倒更像徒增一份复杂。进入法学院,翻开教科书,我才恍然大悟:法学理论可以有不同学说、各种流派。[注⑦]专业学习的继续,让我进一步触摸到理论的无穷魅力。“怎么说都行”,“没有唯一答案”。这些理论作品,如果以中学作文的评价标准,可能都“跑题”了,有的还跑得很远、很偏,甚至越过警戒线、北回归线、本初子午线了。
不是说没有主题,只是说角度决定了主题;也不是说没有“大主题”,只是说大主题也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一旦定位,好的写手有谁不会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呢?只不过,进入主题的缓急不一,技艺也有高下。如我,每次作文,啰里啰嗦,总是不能直奔主题。但角度的选择只是观察者站立的方位不同而已,为什么一定要“坐北朝南”呢?
我突然觉得一股莫名的悲愤。高考的指挥棒挑拨了中学教育,也离间了语文教学,更戳痛了我的神经我的心。于是,在大学四年,我坚持写信,表达着我作为一个土人、书呆子、直胡弄桶子对人间百态和社会万象的稚嫩观察。那时,没有电邮,也没有手机,全部是书信。我几乎是每周写一封,每封都像模像样,有角度、有长度、有主题,想到哪,跑到哪,跑得可偏了。几年下来,少说也得有一两百篇。可惜,信已发出,没有底稿,至今也不记得那时究竟扯了些什么。[注⑧]
这种难以遏制的写作欲望、表达激情和通信兴致,或许可以说是,或者干脆说一定是,我对长期遭受的文化桎梏和教育封锁的本能抗议。自由地书写着我的真实的内心,再也没有谁,或是无奈或是本能,挥舞着冰冷的教杆,照着也许是逐级下发、也许是早已放之五湖四海而皆有权威的“教育定律”,去一个劲地苛责我“离题”、“离题万里”、“跑偏”、“跑得很偏”,从而最终毫不迟疑地作出“不及格”的教育判决。
那个年代,我受够了这种不是一次而是屡次的不公判决。[注⑨]而这种在我眼里的“不公判决”,在教育当局和教育工作者那里,却又是最权威的文章裁判和最公正的思想评定。而作为教育对象的我,又不得不忍受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公正”,压根就无法逃离。智慧之人,应老老实实地顺应它,得到该得到的;但如我愚钝之流,却总也无能为力,心虽有余,力也总是不足。于是,只好痛忍“不合潮流”,直到把我狠狠地拍到沙滩上。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不管多少年大计,教育总要为本。高考指挥棒,棒棒相传,人生代代无穷,江月年年相似。中学语文教学,培养学生思想能力、表达能力是其最基本的教育任务之一。然而,“跑题”的教育判决一旦多了起来,输送到大学和社会上的,必定多是一些不敢讲真话、不愿说实话、不便发小话的人。到处弥漫的,净是些假话、空话、大话。整个社会千篇一律、万马齐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齐跳同一曲舞,共唱同一首歌。[注⑩]
其实,当思想被强行要求“统一”而不许“跑题”的时候,那个美丽的“统一”,仅仅是个形式上的传说。因为,“零分作文”判多了,那么,迟早要“跑偏”者,说不准是谁,也说不定哪一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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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关于这段人生记录,参见李绍章:《我柔软地想起了那段光阴的故事》,载《法律博客》,2006年7月7日。http://tsageng.fyfz.cn/art/86979.htm
[注②] 关于农活的“繁重”,参见李绍章:《不干农活好多年》,载《法律博客》,2009年10月26日。http://tsageng.fyfz.cn/art/536801.htm
[注③] 1994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那年的作文恰是记叙文,且是命题作文,要求以“尝试”为题写篇记叙文。那年的语文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
[注④] 屡次“跑题”、“失手”,使我对语文产生了某种恐惧,甚至渴望主讲老师能够手把手教会写“八股”,于是,对老师稍微脱离高考模式的灵活教学方法不仅不去迎合,反而又产生了某种抗拒。关于这段教育经历,参见李绍章:《“抗上”思维和“拍马”功夫》,载《法律博客》,2009年4月1日。http://tsageng.fyfz.cn/art/456147.htm
[注⑤] 教过我的中小学老师,很多是民办教师。一边在家种地,一边在校教书。因缺乏师资,多是从当地“有文化”的人或是“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中拔一些充当教师,多是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再进入教师进修学校稍事进修,便登台授课了。如今,大学疯狂扩招,毕业生过剩,原来那批教师大都离开岗位回家种地或干起了校园保安,取而代之的是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回想起来,也深感这些教师的不易,尤其是当时条件艰苦,甚至饮水都成问题。关于这段经历,参见李绍章:《饮驴的那些日子》,载《法律博客》,2009年7月18日。http://tsageng.fyfz.cn/art/498034.htm
[注⑥] 这几篇作品分别作于1992年、1993年和1994年,算是我第一次在报纸公开发表作品,应该属于“处女作”系列。每篇还有稿费,模糊记得大概20块钱。应该说,当时校园里就流传这么一张报纸,还是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议论的。记得当时我所在中学只有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在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应重视应用文写作》的文章,其余则是几名有写作特长的学生之优秀习作。后来,我剪报保存,现珍藏于我的山东沂源“故居”,择时制作电子版刊登于我的博客,以作公开纪念。
[注⑦] 关于这段人生感受,参见李绍章:《我和民商法学十周年》,载《法律博客》,2008年1月8日。http://tsageng.fyfz.cn/art/302810.htm
[注⑧] 由于每封信的篇幅都较长,少则几千字,多则数万言,所有书信累加以计,大约也有几十万字了。这些年轻的记忆,基本上可以说代表了我20岁左右的思想状况。当时,几乎是和中学同学的单纯通信往来。如今,这些同学大都少有联系,有的也不知下落。但我的个人信息却是公开的,只要借助网络搜索功能,一搜皆见。我也想通过此文在网络传媒的刊登,请求十多年前的那些同窗收信人,看到此文时可否通过文后附载联系方式和我取得联系。当然,那时之所以选择书信往来,除了人际交际传媒工具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所有的人际交际方式中,书信交际是最能反映人际交际行为本质的。关于这一观点,参见李绍章:《与人交往》(又名《人际交际行为的分类规范及其蕴涵的契约理念》),载《法律博客》,2009年8月24日。http://tsageng.fyfz.cn/art/512161.htm
[注⑨] 那时的语文试卷150分,作文占60分。班内语文成绩优秀者尤其是“作文尖子”,作文一般都能拿到50分以上,而我很少有上30分的时候,最悲惨一次得了5分,大概也是阅卷老师给出的“可怜分”,实际上就是一篇人们常说的“零分作文”。考试拿“零蛋”,容易被人羞辱的。关于“零”的文化,参见李绍章:《论“零”》,载《法律博客》,2009年2月23日。http://tsageng.fyfz.cn/art/440034.htm
[注⑩] 不“跑题”的“统一思想”之思维,祸国殃民。政界电压伏特值超大超强,本文先不触及。单以学界为例,这种“统一思想”的神经根子在很多学者中早就非常深厚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学霸”的崛起,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关于此,参见李绍章:《向学者的唯我独尊喷三口唾沫》,载《法律博客》,2005年10月22日。http://tsageng.fyfz.cn/art/26517.htm 这种典型的话语专制和思想独裁,渗透于学术界的角角落落,如在学位论文答辩中,有些答辩委员讽刺、挖苦、痛击申请学位的答辩学生,倒是一套又一套、一手又一手、一口又一口,当答辩学生欲图申辩时,却又加剧了心胸极其狭隘的答辩委员的怒火,绝对“惹不得”。于是,几乎所有的答辩学生(包括我本人)似乎都已接受了一个公理:不要和老师争辩。关于此,参见李绍章:《论文答辩岂能只“答”不“辩”?》,载《法律博客》,2006年6月9日。http://tsageng.fyfz.cn/art/77256.htm ;如此等等,都祸及了思想的尊严。思想是有尊严的,有尊严的思想可以保持思想生命力“长生不老”。思想尊严的内核是思想独立和思想自由。缺少了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是没有“尊严”可谈的。思想独立决定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思想,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这很正常;思想自由决定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这也很正常。关于此,参见李绍章:《较真精神与思想尊严》,载《雅典学园》,2010年4月8日。http://www.yadian.cc/blog/75273/;或者参见李绍章:《较真精神与永远长不大的土生阿耿》,载《法律博客》,2006年2月8日。http://tsageng.fyfz.cn/art/39388.htm
2010年6月7日下午一气(呵成)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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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