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一句俗话“官下两个口”，一口管自己，一口管别人。其实这是在说官员的基本素养，才行得兼济。管不住自己和管不住别人一样，对于官员来说，都是一种失败。后人有“迂腐”一说，指得就是以文士出身的官员们，自律有余，却办事不力，俨然坏人了。汉元帝时期的贡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通晓儒家经学。《通鉴》的说法是“明经洁行”，有学问有品行。班固作《汉书》，将他和王吉，与高士薛方等人同列《汉书》卷七十二，显然是当逸民看待。

王吉字王阳，贡禹的好朋友。班固说“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白寿彝解释为：“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我支持这个看法。神爵元年（前61），王吉上疏汉宣帝，言节奢示俭。后来贡禹出仕汉元帝，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初元元年（前48），汉元帝获知王吉、贡禹二人的名声，便征来用。不料王吉走到半道就死了，元帝便委贡禹以谏大夫一职。贡禹是儒者，元帝亦好儒，脾性对在了一起，于是“上数虚己问以政”。贡禹也不客气，大谈节俭的重要性。什么乘舆、服御、器物，该减省多少，宫女该减裁多少，厩马该减掉多少之类。元帝说有理有理，即刻按他的意思去办。

按理说，贡禹劝元帝要严禁公车私用，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这本是件好事啊。骄奢淫逸，亦足以亡国。君看西晋初年，那是奢侈得眼圈都红了，所以乱了。而司马光本人也经常劝宋神宗要厉行节俭，要开源赚钱，更要节流省钱。可是，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4篇中，却将贡禹骂得狗血喷头，原因何在呢？

汉元帝好儒好得相当仁弱，换言之，就是懦弱，没手段，做事优柔寡断，没主见，以至后来出现佞臣弄权的局面。这是元帝一朝的主要毛病，也是大毛病。西汉由盛而衰败，成、哀之际，外戚与宦官，轮番作贱，均是元帝控制不了局面的遗患，元帝的这个软包脾气得负全责。

可是贡禹放着这个急务不去谈，却去大谈元帝感兴趣的、本已做得很好的、不用别人提醒也能够做到的“恭谨节俭”问题。相当地跑题了，所以纵然贡禹后来进言也多，但多不切实际，于世道习俗无补。

所以司马光认为，给领导出谋划策，必要从最棘手的问题入手，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这才是“忠臣事主”的本份，也是本事。所谓“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而给领导提意见，则当指出其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有缺失的地方，这样才所有裨益。可是贡禹没有这样做，实有负元帝的期许。于是司马光痛批说：如果贡禹之智不足以了解时局，他就不配称一个贤者；如果贡禹懂得急务之所在却闭口不说，那贡禹就是罪大恶极。

话很重，但有理。元帝践位之初，是想有所作为的，不然不会数次找贡禹征求意见，然贡禹没有给元帝这样的机会。贡禹之所以闭口不谈，正如司马光所说，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敢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只好捡拾鸡毛蒜皮来充数；二是其智不足以了解时局。

关于这二点，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应是后者。也就是说，贡禹之智，不足以支持他看透未来的局势。元帝刚践位，他的大权要旁落，只是初现端倪，非上上之智者，确是不易晓得。自知本难，何况知人知世。而据史料，贡禹也仅有自知。

元帝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不久，他本人即提出辞职，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六月，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班固评他说：“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这个评价相当中肯，点了这类人的死穴，而不单单是贡禹。

我想起孔子评点孟公绰的话。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孔子说他做大夫手下的家臣可以，却不可以亲自出来做大夫，因为胜任不了。元帝缺知人之明。

司马光评贡禹，大概是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身为官员，仅是一个好人，不但不够，且还有机会沦为“坏人”，因为好人同样也会坏事。好人要好得有能力，其智足以办事惩奸，于社稷苍生有益，这才称得上贤者。

附：臣光曰34：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通鉴》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