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十年代不断长大成人

文/清源

那是我十来岁的时候，一个男孩子正在有意无意间逐渐长成男人——我曾无数次回想起从前，那些多年前我想过的事情，我的愿望、希望、冲动甚至仇恨。一个少年曾躺在树下听到蝉鸣，昏昏欲睡；一个少年曾一年到头沉浸在孩子们玩的各种赌博游戏里，打玻璃弹子，打画片，用扑克玩各种花式的输赢游戏，输赢之间也是玻璃弹子、印着各种图案的画片，或者干脆是几角几块钱，那时候我们谁若口袋里装着几十上百元，简直全校的孩子都知道他的财大气粗了；那时候，一个少年对一些女孩子有过切实的憧憬，写过情书，也收到过情书，曾在黑不溜秋的高中礼堂一角，献出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而只是充满紧张和希望的初吻……

说起来，那时候我还没有过什么必然的理想，我那不变的希望就是年年考试考得好，参加各种比赛能拿到名次，至于未来，穷困而有志的父母亲早有许诺：彬伢子你只管读书，考大学，父母砸锅卖铁也要将你缴（我们哪儿常用这个字，意思大约是“供得起”，类似如缴费，缴梁，农民们也说——缴自己的子女读书。）出去，去吃国家粮。所以我若谈得上什么大的理想，也就是父母给定下的这个读书出去，去吃国家粮，去城里工作生活。

如今若总结我的希望，那也是无所谓成，而无所谓未成。因为我毕竟是考上了大学，读书读到了城里，后来也顺理成章地在城里有了工作；但我似乎也没有吃上国家粮，尽管户口没有回到农村，但仍然流落在城市街头，即便如今娶妻生子，孩子竟然户口还无从着落。应该说，我的理想没有完全实现，我没有成为吃“国家粮”的那部分人，但好歹也吃上了商品粮，不用自己种稻子。

回想起来，属于我的那个九十年代，有过理想的幻灭吗？或许有过，但毕竟是没有成为历史留存在记忆力。换句话说，我已经很少能记起当年的什么失落了，更别提什么幻灭。这或许是因为我在九十年代是一个长大的笋，一个成长中的人，对一个需要明确定性的时代，大约是没有发言权的。

那么，我能否替我的父辈发言呢？

九十年代，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辞掉原来的民办小学教师，回家种地多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90年代初，父亲也照例被改革春风泽被，随大潮一起去海南淘金。那时候的所谓淘金，在我们哪里，也就是去海南岛种辣椒。

别小瞧了种辣椒啊，那可真是造就了我们那儿最早的一批万元户的。有的生产队里壮年的男子，甚至是夫妻，都陆续去了海南。有一年，我清楚滴记得，那个队上的男人们一次性买回十来辆铃木王摩托——那可真是牛气死了，沸沸扬扬，连我们小孩子也纷纷谈论着，谁家的父母去了海南，买回了摩托车，带回了椰子和香蕉。

那时候，去海南椰是很需要点关系的事情。我的父亲没有赶上最早的那批关系，没有在最早的时候发财，大约九三年九四年，轮到父亲终于凭一个亲戚的关系开始去海南时，那两年已经有些开始走下坡路了，或者说是父亲运气不佳，总之我们没有挣到什么钱，更没有卖摩托，没有建新房子，没有成为万元户。在我的整个读书年代，一直是在家里缺钱和借钱中度过的，那时候，每学期缴学费，就是我们全家最难过的时候。

然而幸运的是，我和弟弟零花钱还是有一点的，我们总能悄悄找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外公要来一点零花钱，更有些时候，我甚至是悄悄拿过家里的一些钱，几角，几块钱——也就是偷。我是不会忘记爷爷藏在墙壁缝隙中和枕头下的装着零钱的布包的，它被我，也应该被我弟弟一次次地打开又包好过，还有我母亲塞在柜子里面的零钱——

最为不幸的是，爷爷和母亲都已经去世。我的奶奶死于一九九零年，爷爷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去世，母亲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去世——那些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幻想和恐惧过的死亡，终于一次次来到我面前了。

如今我想起来，比起时代的条件，时代的好或者不好，我更相信命运。比如我相信我们全家之所以一直缺钱，一直发不了财，那是我们的命运。比如我爷爷曾经不知情地将几十株那时候据说便值一两万的罗汉松，以三五百块钱卖给别人了。我亲眼见到拖拉机将树们拖走。

那些最好的机会也曾多次与我们擦肩而过，都在擦肩而过，那些抓住过一两次机会的人，他们就富了，而我们没有，我们一直穷困，直到连母亲也最后因穷困和疾病而死。这已经是新世纪头时间最后阶段的事情了。

你说我抱怨时代吗？我会去憎恨九十年代的理想幻灭吗？不会。整个九十年代，我不过是一个没落而穷困的小学教师家庭的很会读书的孩子罢了。那时候我还未成年，尽管幻想过长大，幻想恋爱，幻想和一个女人结婚，做一些大人们该做的、孩子们笑谈的秘密而让人快乐的事情；尽管我体验到改革的春风吹弯了我们全家的腰，而并没有讲我们吹富，然而仅仅是这些，我没有体会过那个时代所谓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冲撞，没有感觉大知识分子们的不安和唇枪舌战，不知道“一块奶酪”已经掉到大中国的头上，人们陆续相食。

我的九十年代呢，困顿，童年的所有快乐和不安，在南方乡下的烈日和洪水中暴晒和冲刷过——我在九十年代不断长大成人。

2010.6.10. 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