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日前载文称，中国应与周边建立安全同盟。笔者以为，“不结盟”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应当以“结盟”为起点，推进外交大转型。
“不结盟”本来是发展中国家不愿卷入美苏冷战而作出的不得已选择，其实“不结盟”本身就是一种“结盟”———所谓“第三种势力”以及“第三世界”，都是不可小觑的国家群体。这些国家以冷淡方式弱化了两大强权争斗的烈度，为多数国家争取到了一个“冷战”而非“热战”的机遇。
但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极化形成的相对均衡，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带来的互相依存，信息社会提供的理解空间，金融危机的振荡，使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困境。世界性保守主义退潮，为国际社会深化合作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过去的“不结盟”等外交基本概念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新的变化呼唤着外交理念的创新。这其实就是“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结盟”的基础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原则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代，国际关系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中国的国际政治诉求与今天也有所不同：经济上独立于国际市场之外，与大多数国家尚无外交关系，中国当时也未进入联合国及各种国际组织并拥有今天的地位。因此，只能实行“和平共处”这样的“远距离外交”政策。
今天，应该对这种出于无奈的“远距离外交”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因为与今天火热的时代相比，这种政策显得有些“冷漠”。结盟只是一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一种合作的“程度”而已。就连那些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与我们也不会仅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水平。更何况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及周边国家，中国与之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
中国在总的思路上必须考虑向“近距离外交”或“融合型外交”靠拢。尤其在对待主要大国及周边国家时，应尽量搁置、淡化主权等争议，积极抓住目前难得的外交整合机遇，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建立适合各类双边及多边关系特点的新的外交格局。针对金融危机参与建设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各种结盟机制就是一个例子。越是广泛性结盟、多样性结盟，就越会超越过去那种旧式“结盟”的零和理念及对抗属性，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定位国际关系。
另外，“结盟”还与所谓“不干涉内政”（或称“不介入纠纷”）有关。随着形势的变化，内政与外交重合的趋势已显现端倪。我国过去结交了许多传统友好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支持、同情我们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等国家）。今天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转变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与中国的深层交往，不仅是物质利益层面，还包括基本的发展模式及治理方针等。如何既不丧失既有利益，又可适应新的发展，应对未来的挑战，的确是一个大课题。
总之，中国外交要与“改革开放”的总体国策保持一致，与国际形势演进保持连动，并应与适合我国实际需要的国际关系等理论发展保持同步。这里，“结盟”等外交理念上应率先而为，由近及远地推进整个中国外交的创新。 （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和与谐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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