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三年学业完成后，我来到了中国。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刚刚建立一年多。1971年初，作为尼克松总统解冻对华关系计划的一部分，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自此后，美国和这个诞生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不断升温。两国联合发动了一项秘密的但最终成功的行动，为阿富汗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军提供情报并走私军火，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

看看我宿舍里这可怜的景象，你可能永远都想不到，我认为我能来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当中国还是一片寂寂无名的土地时，我就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现当代历史和中文。作为一个21岁的美国交换生，我坐在了第一排来观看一场迄今为止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在经历了40年的自我封闭后，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作为学生，我在中国的行动比西方的外交官、商人或是记者自由得多，我可以和当地人有更亲密的接触，从而比其它人更了解中国人。这一切仅仅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

我的第一次中国经历是通过肚子完成的。在我小的时候，中国菜是除了汉堡包之外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1968年我九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反越战游行，我记得当时还听见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大喊“毛，毛，毛主席！”等我再长大些，我的兴趣扩展到中国历史和时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当时在美国大学里风行一时的思潮那样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人、农民的天堂。我的父亲，在成为纽约时报的管理层之前是该报的记者。他很早就教给我一个观念，政府是不可信任的，而革命将不可避免地自行崩溃。

我在大学选择的专业是东亚研究。一直到大学第三年，我都在想办法寻找机会去中国。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大学有接收交流学生的项目，但大多数都只是暑期班。而我想最短去一年。

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位在斯坦福研究线性加速器的华裔美国人。他以前的一位同学现在是北京语言学院的院长，他答应为我写封信给他。我打算先在北京学习语言，再申请一所中国的大学。1979年12月，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人民共和国的信，信封上的邮票上是一只腾云驾雾的猴王。信封里，一张宣纸上用古旧的花体字写着：“亲爱的彭福莱特朋友，敬礼！”这封信接下来告诉我，他们欢迎我在第二年的九月来学院学习。我完成了学习如何在人民共和国办事的第一课——通过关系。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的中国签证。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直没有收到我被北京语言学院录取的通知。几个月里，我给学校写了很多信，直到我父亲来营救我。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帮他联络上了一位中国的外交高官，曹贵生（音译）， 多年后我们发现这位曹先生其实是位情报官员。曹答应帮忙。于是1980年8月，我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拿到了签证。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中国间谍，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我到斯坦福的东亚语言系学上了几堂课。我的一位中文教授用手指着我说：“你要去中国。你有中文名字吗？”我从来没想过，John Pomfret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能会不太好用。中文有大约400个单音节字（英文有8000个单音节字），用来翻译外国词和名字的时候实在少得可怜。和我名字最相近的中文发音大概是：Yue-Han [John] Pang-Fu-Lei-Te [Pomfret].

教授选了“潘”作我的新姓氏。就像我的名字一样，这个字是以P开头的。13亿中国人只有几百个姓氏，所以每当我遇到姓潘的中国人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开玩笑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同一个神秘的山村。至于名字，因为我的名字里有 Edwin，教授便给我取了“爱文”。“爱文”的意思是热爱文化的人。潘爱文，我本来觉得这个名字很酷。但后来我才知道，“热爱文化的人”原来是个女孩的名字，有点像中文的Petu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