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政府预决算公开，根本的力量在民间

王志安

以100分为满分计，我国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3.21分。这是6月15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数据。其中的最高分福建省也只有16.57分。第二天，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接受媒体采访称，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法律有规定，群众有要求。但高强同时又表示，政府部门的“三公”开支目前公布尚有难度。因为中国政府的预算是分级制定的，需要许多基础性的建设。

预算报告的编撰的确有一定的专业性，但这个专业的难度系数有多大？我不是专业人员，不敢妄下结论。但我曾经看过蔡定剑团队做的一个预算报告的简表，这个表我不是专业财务出身的人，一看也能看明白。而且“三公”费用也能在这张表中呈现出来。据蔡定剑介绍，他们那这张表曾给很多政府机关推荐使用，但回应者寥寥。

在中国各种改革中，预算改革是一个最安全，最不会带来坏处的改革。因为它不但能防止腐败，有效地提升政府效率，还能降低政府的施政成本，改善政府的形象。如果没有这项改革，政府部门的自我服务冲动，必将导致社会灾难。因此可以说，执政党是预算改革最大的受益者。这项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权力和利益，而不在于什么技术门槛。预算公开后，许多部门花钱再也不会像过去那么方便，个别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关键。

从表面看，中国政府的预算审批需要人大的审核和批准，但事实上，人大在制度上就没有能够有效参与预算制定的程序安排。人大要真正监督政府的预算，就必须在预算制定过程中安排质询环节，在预算形成报告时有审批环节，在预算执行结束后有审核环节，但我们现在仅有中间的投票批准一项。正因为如此，尽管高强主任说，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这种条件的成熟，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真要让政府的透明度提高，公开自己的预算，甚至决算，还需要“神臂的第一次推动”。

这个推动会是人大吗？按照制度逻辑当然如此。但根据蔡定剑团队的调查，全国各省级人大对同级政府的预算监督的积极性很低，这是中国的现实。甚至，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宣读政府预算报告的程序都被省略了，但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大代表提出抗议，甚至异议。而其实，政府的年度预算报告，原本应该是每年人大会议最重要的议题。事实证明，靠人大单独的力量，很难完成推动政府透明化的进程。

剩下的力量就是民间了！

民间的积极因素有几方面：一是如上海财经大学这样的调查组织，每年定期公开政府的测评分数。尽管这个调查结果政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平均分只有3.21分，社会观感的难堪，如果长期积累，势必对政府也会构成相当的压力。第二个方面，就是近些年一些民间组织，持续要求政府公开自己的部门预算，这种行为有法律依据，政府不公开甚至还可以提起相应的诉讼。最后一方面，就是来自于纳税人意识的觉醒。这是最重要的力量！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公共财政的转型，多数都不是政府主动为之，而是缴纳赋税的人“强迫”政府的结果。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国王其实是在贵族的武力反抗下签下的城下之盟，如果不同意，他就会失去王位。只是这种暴力是一种“有限暴利”，贵族们在行使的时候，就准备了妥协。中国的纳税人之所以权利意识模糊，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赋税多数都是间接税。普通公民感觉不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纳税过程。目前全国一些地方在上报财产税方案，财产税作为一项直接税，没办法代扣代缴，只能先由纳税人申报，然后政府再征收，这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税收观念。一旦推广，纳税人的意识必将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纳税人要求政府公开预算的呼声必然高涨，甚至，有些地方还会出现抵抗税收的“有限暴利”，在政府没有公开预算的情况下，部分纳税人拒绝缴纳赋税。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中国政府公开自己预算和决算的“第一推动力”。

当权利人认识到自己权利价格的时候，就是政府让度权力，不得不转型的时刻！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