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关注王达三新博文：儒教不复兴才是一种威胁

据韩联社日前报道，近段时间以来，韩国掀起了一个小小的“庄子热”，直接表现就是接连出版了《庄子》新韩译本、《从庄子学的幸福人生》、《庄子思想》、《庄子闲逛在想象中》等几本书。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韩国“庄子热”的表现还有很多。近三十年来，韩国仅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40篇。2000年至2006年，高丽大学等18所高校高考论文题目中，涉及《庄子》内容者多达9次，而涉及《论语》内容者仅4次。如今，韩国人对《庄子》书中的“庖丁解牛”、“朝三暮四”、“庄周梦胡蝶”等成语典故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中国人。

众所周知，与田园牧歌般的传统乡村生活相比，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大特点就是节奏快、压力大、工作忙，人情冷漠、人际梳理，许多人身心疲惫，甚至内心充满无可名状的孤寂感和抓狂感，诚如德国哲人尼采所说：“一个有知识和良知的人，在人群拥挤的大都市里，就如同在沙漠里一样孤独。”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中多被称为“精神疾病”，需要借助心理医生等外界力量加以疏导，但在中国文化体系内，却可以通过人内心境界的提升予以化解，最为典型的思想资源即来自《庄子》。

法国哲人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庄子同样认为，对于人而言，礼法、道德等外界规范性力量，就像给马戴上络头一样，束缚了人的自然本性。但是，庄子关注重点并不在于如何打破“枷锁”——有些规范性力量对于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而是反对世俗名利污染人的纯洁心灵，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从而为人类文明打开了一个远比尘世生活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这种人生态度，对于生活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精神避难所”。

古人常说：“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一般而言，儒家较为强调外界规范性力量建设，注重培养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佛道两家则倾向于消极避世。儒家文化和佛道二教刚柔相济、阴阳平衡，构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三教并行的中国文化生态体系。事实上，以庄老为代表的道家文化，自其开始，即是以儒家文化的批评者姿态出现的。这种批评，对于防止中国出现“一头独大”的思想，确保社会与文化的弹性和活力，还是十分有益的。

韩国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至今亦是儒风犹存，尊长有序、礼仪严谨，社会上的外部规范性力量较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近三十年来，韩国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转变，导致诸如工作压力大、精神焦虑症等“现代文明病”问题日益凸显。此外，韩国身处中美日俄四大国夹缝之中，且一直和北韩对抗——李明博上台以来，这种对抗态势明显加剧。凡此种种，皆造成韩国人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十分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和了解点庄子“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的人生态度，求得心灵的自由与人生的洒脱，乃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庄子热”并不是韩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因为“现代文明病”乃是人类共同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在中国，不仅出版了于丹《<庄子>心得》、傅佩荣《<庄子>解读》等畅销书籍，还出现了一个以董光璧、陈鼓应等学者为代表的 “新道家”文化圈。即使在西方，庄子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学者们把他视为是和卢梭并驾齐驱的批评和诊治“现代文明病”的先知先觉者，当然，庄子要比卢梭早近两千年！瑞士学者毕来德甚至说：“《庄子》应该成为西方人所熟悉的一部经典,就像珍爱蒙田《随笔集》或帕斯卡尔《思想录》那样。”

包括中韩两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庄子热”，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化开始回归历史上“儒释道”三教文化并存和共荣的文化生态格局——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文化现象；二是中国文化传播内容更加多样化，影响范围更加广泛——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文化现象。无论如何，庄子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传播中国文化与提升中国软实力，虽然有必要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主，但也不能忽视以庄老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影响力和建构力，尤其是在现代性狂飙突进的今天，庄子的思想或许能给世人带来更为深刻的人生启迪——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庄子是中国哲学的代表。或许，在“孔子学院”之外，还可以开辟一条“庄子学院”的文化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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