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时邓小平是个有主见的孩子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本名邓希贤。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

似乎与中共的另一位大牌革命家朱德一样，邓家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在汉朝以后的几个朝代里陆续迁移至南方。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

20世纪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老人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在邓小平十四岁的时候，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小平就是因为父亲的这封信，在一年后永远地离开了故乡，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人们的几种猜测都解释不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文明非常开明，不仅仅象一般农民那样望子成龙，还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当然他决不会想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

二、邓小平的两次婚姻悲剧和最终的圆满

在国外，在那个对于一个倒霉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的陌生世界里，邓小平留下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他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而第二张照片展现的就是一位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面带坚毅的年轻人。

邓小平在24岁那年与前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婚。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1927年，邓小平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当时曾去吃过邓张二人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它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

两年后张锡援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据中央特科人员李强回忆，邓小平曾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镶嵌着她惟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遭到损坏。一九三三年，邓小平任江西会昌县委书记时，而金维映亦遭到打击、身处厄运的时候离他而去，倒向当时负责审查邓小平的组织部长李维汉的怀抱。长征到达延安后，金维映的精神病况愈来愈严重，后来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精神病，1941年莫斯科被德军飞机炸时下落不明。

1939年7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卓琳是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其父亲从一个贫寒的马帮青年奋斗成为全国闻名的巨商。卓琳是她三个女儿中最小也是最受宠的一个。卓琳是20世纪30年代云南女孩里第一个考入北京读书的。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十二生肖里都属龙，卓琳比邓小十二岁。从当年的照片上看，卓琳有着一张瓜子脸，身材苗条，相当美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俩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三、邓小平被卓琳当成工农干部而看不上

卓琳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回延安开会时两人相遇相识。

60多年后，从来没把邓小平当成伟人的卓琳回忆说，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邓小平经常到公安部来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实际上，卓琳身为富商之女，心底里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不能找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婚姻上也表现出了他的顽强，卓琳婉拒之后，他这个师政委居然放下架子亲自出马去找卓琳，两人以八路军速战速决的方式谈了两次，邓小平就成功地获得了爱情。卓琳说，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第一，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同意了（以后）我们才结婚。"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被卓琳称为“老干部”的35岁的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婚礼。

邓小平不苟言笑，毛泽东评价他是少年老成，绵里藏针，许多人见他都有点怯气。但是卓琳因为是“少妻”，邓小平也得让她三分。卓琳说，“我跟他说，我说话你得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老干部”就这样赢得了卓琳的心。从此，卓琳就一直跟随着丈夫，并相继生下了五个孩子。三个大的--邓林、朴方、邓楠因为生在战争年代，都曾寄养在老乡家里。　　

进军西南的时候，邓小平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卓琳不干了。她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我们。

西南多土匪，为了安全，一般是有侦察兵看好路了，军政首长在前边，卓琳带着孩子坐在后头。那些日子很苦，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就拿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一次，他们遇到了土匪袭击，但那一天恰好邓小平卫队的车坏了，落在了后头，土匪按照惯例思维，与卫队的车打了起来，使卓琳一家躲过一劫。

四、邓小平“打不倒”与卓琳的强力支撑有关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三次被“打倒”。第一次是1933年的红军时期，第二次是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第二号走资派"。第三次是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三次厄运中，后两次最为惨烈、最为让人绝望。但由于有卓琳温情与坚贞的支撑，终于使邓小平顽强地摆脱了厄运，步入了世界级伟人的殿堂。

1969年10月卓琳和邓小平一起发配江西，被软禁在南昌附近新建县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一所小院里。她和邓小平在那里幽居了3年零4个月。每天上午劳动，在拖拉机修配厂拆洗线圈，下午和晚上关在那个小院里，每日上下班都有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不许乱说乱动"。

卓琳回忆说，当时“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邓小平说，我们要节约一点，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为了补贴生活，他说，咱们来种地吧。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楼前头有一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上楼。”

邓小平在工厂里被分配干钳工活儿，此时的他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说： “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是搞矬子。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我就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1975年，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毛泽东似乎原谅了邓小平，让他出来工作。邓一出山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整顿，使中国的经济有了生机，但是，这个整顿将导致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很快邓就又被打倒。***后，江青一伙说他是中国的“纳吉”，是***的总后台，并在当天下午将他带走软禁。邓小平被突然带走之际，大女儿邓琳哭了。卓琳说："别哭!哭有什么用!"她决心与邓小平同生死，共存亡。

邓的二女儿邓楠说：“***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在三女儿邓榕眼里，父母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很纯的。他们俩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而大女儿邓琳则说：“我呀，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几乎没有红过脸。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互相做什么事情都相信。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绝对没有二心。从来没有说我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没有。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

五、父亲大概是最小的官

邓小平有儿女眼中既慈爱又威严。1947年出生的邓楠因为平时吃穿都与老百姓的孩子差不多，衣服上老打着补丁，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到底是什么官：“我记得1952年的时候，他调到北京来工作，那时候我才七岁，在飞机上我问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上八一小学的时候，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比父亲的军衔时，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时候，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初期，邓小平曾对自己的前途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说："如果对我们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不久，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下肢完全瘫痪，躺在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的病床上，孤苦无援。大女儿邓琳去了河北宣化，在部队"劳动锻炼"，二女儿邓楠发落到陕西汉中，小女儿邓榕去延安插队，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则发配到山西农村落户。

1971年，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把身残的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便于照料，毛泽东同意了。每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的邓小平要负担四个人的生活。卓琳身体不好，常卧病在床，照料长子衣食住行的重担，落在邓小平身上。给儿子洗澡时，常常是卓琳端水，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

病榻上的邓朴方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为子女来做事依然非常细致。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地认真……那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说，“我父亲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父亲在文革以后跟母亲说，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六、喜欢孩子的邓小平曾为儿女婚事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脸上威严，内心却极喜欢孩子。他说：“有了小孩，家中才有生气。”文革期间，眼瞅着大女儿年过而立还是独身，他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邓榕说，“我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我父亲可能担心我的婚姻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毛主席写过信。”1974年的4月份，邓林的儿子萌萌出生。孩子生下来时才三斤四两，混身上下没有几两肉，小腿才和大人的大拇指一样粗细，连呼吸都不太会。在医院的婴儿暖箱里整整放了一个月。邓小平每天早上都要到孙子那里看一看，拉着小手逗一逗。还神气地对儿女们宣布，有了两个孙儿，你们就不重要了。

邓榕谈朋友时邓小平更是坐立不安。邓楠说：“当时呢，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因为我们家太“黑”了。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别人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呢，我父亲非常高兴，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谈不上定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这个女婿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是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七、三十年间衣服仍是老尺寸

邓小平在耄耋之年仍步履轻捷，精神矍铄，与他的生活之道、处事之道很有关系。路透社记者在1986年12月19日曾访问过专为中国领导人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四大裁缝师傅之一的田阿桐。田师傅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现在他体形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1956年到1986年整整30年，邓小平没有发胖，没有消瘦，这本身就是健康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血糖有些低，因而喜欢饮用性温热的米酒以利血糖上升。他说："我喜欢吃一点米酒。很简单，很好做，我都是自己做。先煮糯米饭用缸子装起来，放点白糖，然后加点酒药（酒曲），密封几天就好可以吃。"

邓小平日常的食谱是：早餐：一小碗糯米酒酿冲鸡蛋，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点点的豆瓣酱。中餐：一杯白酒或米酒，三样素菜（青菜、黄瓜、苦瓜或韭菜），一碟豆瓣酱或辣椒酱，两小碗米饭。晚餐：一杯白酒或米酒，三样素菜，两小碗饭。星期天买点荤菜加餐。

饮食清淡、喜爱运动，喜爱爬山、游泳、散步，爱打桥牌，爱与孩子一起玩耍，这都是邓小平保持旺盛精力与斗志的秘诀。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和鞭策，是永不放弃的人生态度。他在69岁被贬江西劳改时，竟自信地对卓琳说，我起码还可以再干20年。只要看看他在重大战役战斗的生死存亡关头、在人生的重大挫折面前表现出的镇静、自信和临危不乱的招法，就知道这才是他真正的“养生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