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全国人民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对我家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要着重说明的是，我一家人，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地富反坏右，是听主席话的基本群众。我家被抄家了；我兄弟五人，有三人（分别在白蒲、东陈、扬州）被打成反革命，最小的18岁。我还要说明的是，我写《凡人传奇》绝无贬低伟大领袖的意图，请诸位“愤青”不要破口大骂，急得要投河上吊。我只想从一个平凡人的角度，以平和的心态，如实地叙述历史。 伟大领袖的功过是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功亦有过。几十年后，怎么评价，那是子孙后代的事，不用我们去操心。 我在蒲西公社杨元小学代课一学期，第二学期突然接到通知，调到“东风”中学，任英语“缺额代课”老师，我意外地高兴，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因为有了转正的一线希望。我很快走马上任。 古人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我没有想到，在我面前潜伏着灭顶之灾。 我到任不久，“文革”暴发了。一开始，我以为真是一场“大革命”，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实在是让人耍了一回。上层的斗争，我根本不知道，从基层情况看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干部斗干部，中学生也不能幸免。越斗，伟大领袖的威信越高。“红卫兵”、“造反派”被利用了一回，最后，成了替罪羔羊。现在，好多电视剧的编导，都把他们描写成“罪魁祸首”，这不是真正的历史。 “东风中学”的陆镜泉校长，已到退休年龄，他很自觉地退居二线，他的接班人是现任教导主任曹**，“文革”的前奏是“破四旧、立四新”，曹主任组织学生对全校老师的宿舍，突击搜查了一遍，特别注重的是日记和信件，教师们的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包括培养他的陆校长也不放过。但并没有查到任何反革命的证据。 我问曹主任，陆校长培养过你，怎么对他也不放心，曹主任一语惊人：“是党培养我的”，我无言以对。 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造成的损失我无法统计，但我家里的损失我是清楚的，我的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间，官至翰林，传至我们手中有翡翠、玛瑙、玉器、紫砂茶壶、官帽、一米高的瓷观音、工艺精美的银制首饰、雕刻精良的红木龛、《白蒲郑氏家谱》，能烧的烧了，烧不着的扔到河里去了，这些东西要是被查出来，会被抓去游街的。后来，我家被查抄时没有抄出“封、资、修”的东西。但是，我家赖以为生的"小人书"1000多册，被掳略一空，其中，有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极具艺术价值的《小人书》。 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和《关于******大革命的决定》；伟大领袖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席卷全国。 曹主任亲自带领“东风中学”“红卫兵”进京参加伟大领袖的接见，却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红卫兵”通过“革命大串联”认识到，“革命”的重点不是教师，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揪出了这个“转移斗争大方向”，“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主任，“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很快得到公社党委的支持，由于曹主任私自销毁“黑材料”，被“红卫兵”拿个正着，公社党委派夏付书记和小将们连夜冒着大雪，到如皋县委监察委员会汇报，县监委立刻作出对曹** “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其工作效率之高，史无前例。接着，在公社大会堂，召开了曹**的批斗大会，“小将”从北京学来的“坐飞机”也让曹**尝到滋味。党委书记们“丢卒保车”的策略获得成功。 在教师中，我的年纪最小，和学生们是同龄人，没有代沟，加之我的人缘特好，“红卫兵”将我列入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到曹主任坐飞机，我心中不忍，我向夏付书记提出是否制止一下，夏付书记说，“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我也只得作罢。但是，这一切，曹主任都记到了我头上。 运动后期，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围绕着“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例如，南京是“好派”和“屁派”，你说“好得很”，他说“好个屁”；南通是“拥派”和“轰派”；如皋是“井冈山派”和“红旗派”。群众斗群众广泛开展。江青号召“文攻武卫”，全国各地武斗事件此起彼伏，有年轻的大学生，为捍卫“真理”而献出生命，自以为“壮烈”，其实一文不值，家里年迈的父母双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运动的发展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推进。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就轮到干部斗群众了。曹主任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官复原职，秋后算帐开始了。 在他的领导下，“东风中学”揪出四个反革命，我是其中之一（时年22岁）。第一个是培养过他的陆校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乱军夺权的现行反革命”（当地没有一个驻军，不知我如何能乱军），另外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因为儿子取名叫“海青”，被认为是“海瑞青天”的意思，是为彭德怀翻案，一个老师生下儿子姓了妈妈的姓，这个姓挺怪，是个“龚”字，“龙”字压着“共”，分明是别有用心。 我被一次又一次被押上“历史审判台”，接收“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不外乎说我：检查极不老实/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负隅顽抗，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知道有些老师批判我是违心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心里压力，说不准“反革命”不止四个，会不会揪出第五个、第六个。 当时，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叫王慰芳，自始至终没有对我落井下石，我要解释一下，她已嫁人，我也不是第三者。但她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我感到她的心灵和外貌一样美丽，我虽然几十年没见到她了，我还经常默默为她祈祷，愿她全家幸福安康。 每次把我押上“历史审判台”，曹主任都要物色两个跑得快的小将，因为我是100米短跑3级运动员，没有人比我跑得快，不是他们押着我跑，而是我拖着他们跑，有一次，一个小将被我拖得趴下了，全场乱成一锅粥，人们忙着抢救伤员，批斗会草草收场。从此，凡押我的人，押过一次就不干了，太危险。 那时候，没有人权，没有人格尊严，你要活下去，确实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这一点，我比我父亲坚强多了，如果换了是我父亲，恐怕要死好几回了。在批斗最频繁的日子里，我也有过“生不如死的”的念头，但我想到我父亲的死，让我全家10多人长期背黑锅，我不能再做傻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剪十字头我不怕，不就是新发明的一种发型吗。我走路仍然是昂首阔步。弯腰、挂大牌子我不怕，年纪轻，抗得住。站跳板、示众我不怕，身体重心集中到一条腿上，吃力了，再换另一条腿，站五、六小时一般没问题。 最难抵抗的是，批判斗争时，会议主持人（学生）突然拿出一封人民来信，宣读：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反革命* *紧绑。这时，会出来两个彪形大汉，拿着用水浸过的麻绳将我五花大绑，我这双拿笔杆的手臂，毕竟臂力甚小，绑起来通常都是很紧很紧的，一开始，很疼很疼，但很快就失去知觉，全身大汗淋漓，人就站在汗水中。一散会，我自己给自己做保健，活动关节、按摩肌肉。我的两手腕至今留下伤疤，成为永久的纪念。 前后折腾了180天，曹主任终于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我“解放”、“称同志”、“下放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我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恶梦醒来是早晨，“文革”终于被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