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佛教逐渐开始复兴的大背景下，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曾经有过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期。从早期杨文会创设金陵刻经处，到《频伽藏》编辑出版、再到支那内学院《藏要》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大藏经的研究日益活跃。1930年陕西开元寺、卧龙寺《碛砂藏》被重新发现，1934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古已失传的《金藏》，新发现的古代版本大藏经，促使佛教大藏经研究达到新的高潮。当时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比如叶公绰、欧阳竟无、吕澄、周叔迦、蒋唯心等，撰写了一批品质非常高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著，奠定了大藏经研究的学术基础，也奠定了这些学者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版）》为标志，当代大藏经的调查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学者系统地参与调查了国内收藏大藏经的状况，并撰写了一批品质较高的论文。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随著各地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单位以及寺院等收藏单位对佛教古籍的系统清理，到九十年代以来，随著古籍拍卖市场的开放，大批私人收藏品得以露头，海外藏品陆续流入，发现了一批过去鲜为学界所知的大藏经，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品种和数量；过去已经发现的大藏经，由于更丰富更全面的资料的发现，弥补了不少传统史料的缺失；由于新大藏的发现，纠正了一些过去错误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大藏经及相关领域学术的研究，也为佛教大藏经研究向更深入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近三十年新发现的大藏经之《开宝藏》
根据海内外各公私收藏单位已经公布的资料和笔者经眼考察，目前已经确认的《开宝藏》为十一件，即：
（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阿惟越致遮经》卷上（“草”字）；
（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阿含经》（残叶缀合）附《佛说圣法印经》；
（3）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秋”字）；
（4）高平市文博馆《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大”字）；
（5）高平市文博馆藏《妙法莲华经》卷第七（无千字文号）；
（6）中国佛教协会藏图博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李”字）；
（7）上海图书馆藏《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有”字）；
（8）日本京都南禅寺藏《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令”字）；
（9）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存”字）；
（10）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藏《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无千字文号）；
（11）中国国家图书馆2007年底收购《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
另外，根据传统著录，尚有原叶恭绰藏《中论》卷第二残叶（“宝”字）一件，现暂不知下落。
传说日本兴圣寺收藏品中有开宝藏原件，经过调查，证实为日本古抄本。日本不少古抄本保留有《开宝藏》刊记，说明这些抄本底本来源于《开宝藏》或是《开宝藏》的再传抄本。传说广西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开宝藏·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已经得到证实，此为日本近代仿制印刷品。
2005年，日本书道博物馆公布了该馆全部中村不折的收藏品，包括开宝藏本《十诵律》，通卷彩色影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
2007年10月，山西民间收藏者转让一卷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斥资收购。本件为黄皮纸，卷首略残，起“第八张”，至“第三十三张”尾题结束，总二十五版。每版纸幅较国家图书馆收藏之《阿惟越致遮经》略窄，上下边约各窄1厘米左右。本件为标准《开宝藏》版式，每版23行，行14字，无上下边栏及界栏，版端小字刊经名卷次、千字文号、纸（版）序号。惜开宝题记残，仅乘“岁奉”两字残笔，为开宝藏卷尾题记“大宋开宝某年某某岁奉敕雕造”残留痕迹。卷尾背墨书：“……三月十四日，此经田（填）入金刚肚皮里。功德主净因怕□五色肠胃滞等著经执当以祈福祓。”
本件除卷有首部分残损以外，其余部分数品上佳，纸质均匀，纸张较为坚韧，纸面似乎经过砑光等工序的特殊处理，纸张未见老化现象。本件经文字体端正而清晰，每字皆著墨均匀，字字分明，绝无洇化现象，确有“墨如点漆”之效果，当为早期印本，较已知上述各件，印刷的时间距雕板时间更近。
本件在佛教文献学上，亦有重要价值。开宝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早佚，惟宝积寺本及高丽藏本尚存，以此两本复校新发现之开宝藏本，得到许多收获：
第一，再次证明《金藏》、《丽藏》确为《开宝藏》之覆刻本，三者之间许多经文的版刻风格非常相似，甚至很多地方难以区别。这种现象说明了《金藏》、《丽藏》覆刻《开宝》的基本方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金藏》中保留有《开宝藏》的题记。
第二，学术界过去有《开宝藏》严格遵守宋代避讳制度的说法。本件经文中之“竟”字，或有缺末笔的现象，但是并不严格，“敬”字不避。北宋以太祖祖父名敬，故避讳敬、镜、竟、境等字。但是，宋初对镜等字，尚不避讳，即便有时用缺笔，但亦未严格执行。
第三，以《金藏》、《丽藏》与《开宝藏》本经文对照，罕有可供校勘之处，如：《金藏》本“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远离……”，《开宝》本作“弥勒复有九法离诸恶道……一者速离……”。最重要的差别在“弥勒颂”中，《开宝》本“众生虽垢重，诸佛不厌舍。愿以大慈悲，□□□□□（小字注：诸藏皆少一句）。”这缺少的一句，《金藏》、《丽藏》都补为“度脱生死海”，日本古本《圣语藏》作“哀湣常摄护”。查敦煌遗书，未见《大宝积经》本卷。中国国家图书馆BD06634号为残卷，前后4纸，抄写两段经文，前段抄《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13行，卷面有墨书大大的“兑”字，表示未抄写完毕即作废。后段卷端题“大宝积经第九十卷云礼三十五佛法……”，乃依据《大宝积经》卷九十礼三十五佛仪轨编纂而成的为敦煌当地僧人作某种法事使用的仪轨，故拟名《礼三十五佛文》。《礼三十五佛文》又分两个部分，前42行为依据卷九十制定的“礼三十五佛法”，后32行为卷一百十一弥勒所颂之“归命礼”。这段“归命礼”正可以作为《开宝藏》本的校勘本，校勘结果是，敦煌遗书本也缺本卷所缺一句。由此可见，早在九至十世纪的唐末，社会上流传的本子，就已经缺少“度脱生死海”一句。至北宋初年，在四川开雕《开宝藏》的时候，本经所缺一句，竟然在四川寻觅不到校勘本，无本可补。到《金藏》、《丽藏》编辑开雕的时候，两藏经过校勘，并补上“度脱生死海”一句。
二十世纪初，随著中国西北地方考古研究的发现，中国新疆等地，发现了属于古代高昌国时代的《开宝藏》残片，这方面的研究，近年以来，新成果不断。
（1）2005年，旅顺博物馆同日本龙谷大学共同整理该博物馆收藏的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其中有上千枚刻本佛教经典残片需要鉴定，之后，召开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会议”，并以会议相同的名称，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从大量刻本残片中比定出一件开宝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博物馆编号为LM20_1487_03_03。
（2）2007年9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大藏经”研讨会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梶浦晋介绍了静嘉堂书库收藏的有关资料，他说：“静嘉堂文库还藏有一件令人瞩目的资料，那就是题为《西域出现古经断片帖》贴交帖（将各种档裱在一起的册页）。这是将在吐鲁番一带所采集的典籍?文书断片粘贴在衬纸上的册页，有出自梁素文之手的题签。附有梁素文题签的册页收藏在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等处，所贴的资料大部分为写本。七帖之中，题为《晋宋以来印版藏经》《高昌出土刻经残纸》的两帖，是有许多刊经断片粘贴而成的。从版式字样来看，可以推定这些断简大部分是契丹藏或者契丹藏系统的经典，但其中也有开宝藏或者开宝藏系的经典。我们现在正在鉴定这些断片所属经典及其版种，并与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所藏的同类断片进行比较。”他们至少鉴定出一件属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九的残片。
（3）王丁在《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的论文中，介绍了他比定的几件收藏在海外的《开宝藏》残片，其中包括俄藏Дх.12128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俄藏Дх.12087R《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十一、柏林藏Ch/U7362v《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百七十八、日本四天王寺A45《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该卷的另一半在德国，编号柏林藏Ch/U7494r，柏林收藏的另一件编号为Ch/U6412＋Ch/U8098r，同样为《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下。这些收藏品，大多为不足10行的残片，几乎全部来源于中国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吐鲁番发现的《开宝藏》残片，充分说明北宋与高昌地区来往极为密切，是刻本大藏经传到西域的实物证据。
《金藏》在日本收藏的情况
1934年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金藏》，又名《赵城金藏》，由于随后即来的战争环境，不少经卷散佚，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4813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藏萨迦寺发现550余件《金藏》，属于元北京大宝积寺收藏品，又称“宝积寺本”。任继愈先生主编之《中华大藏经（汉文本）》即以这两部分为主体做底本，校勘编辑。
《赵城金藏》散佚本国内不少单位有收藏。而海外收藏品的情况长期不明。2007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者梶浦晋先生公布了在日本收藏的情况。各单位收藏品目录如下：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四百十七
妙臂菩萨所问经 四卷
佛说大自在天子因地经 一卷 佛说如意摩尼陀罗经 一卷
杂阿毗昙心论 卷第十一
阿毗昙甘露味论 二卷
随相论 一卷
京都大学文学部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卷第一百四十一卷第一百四十七至第一百五十
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 卷第八至第十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圆觉道场修证广文 卷第十二
庆应义塾大学
深密解脱经 卷第四
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 卷第七 首阙
佛教大学图书馆
大方广十轮经 卷第三
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
阿毗达磨发智论 卷第九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卷第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第一百十五
逸翁美术馆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十三
药师寺
杂阿毗昙心论 卷第八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三第四第十一卷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
广大莲华藏庄严曼拏罗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宝生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莲华眼陀罗尼经一卷
佛说观想佛母般若波罗蜜多菩萨经 一卷
佛说圣宝藏神仪轨经 二卷
大金刚妙高山楼阁陀罗尼 一卷
佛说普贤菩萨陀罗尼经 一卷
佛说宝藏神大明曼拏罗仪轨经 卷上
个人
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 卷第十七
佚失已久的碑文
自蒋唯心撰写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以来，为《金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有关该藏的不少问题尚未解决，其原因即在于金代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的原碑已经没有了，从明代修《永乐大典》以来，收录在《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文字都比较简略，比如《析津志》、《永乐大典·顺天府》、《金史纪事本末》等，都仅仅是原碑文的摘抄或转抄，而原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由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书写、翰林侍学士党怀英篆额的记载崔法珍刊雕《金藏》情况的碑文《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在明代中期已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在整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发现了这条佚失已久的碑文，它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补刊《碛砂藏》本中间。明永乐九年，杭州惠因寺僧人补刊《碛沙藏》，感慨整理补刊经板之不易，想到当年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之艰难，遂将赵沨碑文全文录在《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编号“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编号“文五”）的经卷尾题后：
“最初敕赐弘教大师雕藏经板院记：
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见于宫中尼寺，赐坐设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经，已蒙圣恩，安置名刹。所造经板，亦愿上进。庶得流布圣教，仰报国恩。”奉诏许之，乃命圣安寺为法珍建坛，落发受具，为比丘尼。仍赐钱千万，洎内合五百万，起运经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进到京师，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计陆千九百八十为卷。上命有司选通经沙门导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1183年）年，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导遵等，亦赐紫衣德号。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韪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释迦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灵山演法，各随众生根器利钝方便，分别大小乘教，为世津梁，后人因之。识心达本，悟无为法者，不可以数计矣。然教法之兴，虽系于人，亦由其时。自汉明帝，历晋魏以来，虽有释氏经典，所传由未广也。其后，玄奘、义净二大士跋涉轇海，至天竺国，不惮艰苦，磨以岁月，得经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备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蓝塔庙，或建宝藏，或为转轮，安置经典，为世福田。若缁若素，书写受持，顶戴奉行者，无处无之。盖如来本愿，欲使众生见闻而获福也。然今弘教大师借修苦行，以刊镂藏板为本愿。于是协力助缘刘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断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产、鬻男女者，助修经板胜事，始终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呜呼，可谓难也哉。己门人慧仁等，具言刊经本末，谒文于东平赵沨述记，时岁次已丑。
仙林讲寺袛殿鲍善恢为是本寺藏典缺少，当往碛砂、妙严二刹印补，见彼经板多有朽烂欠缺，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幸获完备。今善恢自思，刊补小缘，经久岁月，率难成就。想当时弘教大师自幼出家，断臂设誓，刊刻藏板，始终三十年方得成就，实为世间第一稀有功德，而复遇金世宗皇帝敕赐钱及号记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复有是人，有是人复遇是时，此其所以成难成之功，庶不负如来付嘱之意。鸣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惧夫久而泯其所由无传于世，因而刊之，使后贤观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师之功也耶！
时永乐九年岁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袛殿善恢谨题。”
该碑文为今天了解《金藏》的细节，提供了重要资料，比如，碑文正式的名称、崔法珍募缘刊雕《金藏》的过程、《金藏》的卷数和经板数量、《金藏》运送中都得过程及金章宗的态度、《金藏》输中都后的校勘补雕问题等等，为深入研究《赵城金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敦煌中的《金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敦煌研究院组织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考古挖掘。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已经编辑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报告揭示了一件在北区编号为B53窟内发现的纸质刻本文献，为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三》之局部，该件为经折装本，共存4个半叶，第一个半页为残存扉画，并与后部脱离；后面三个半页共存经文18行，版端有小字“华严经第……”（下残）。经过笔者比定，本件与《赵城金藏》本卷完全相同，是《赵城金藏》本传到敦煌的实物证明，同时证实在卷轴装以外，《金藏》又曾以经折装本流传。
2005年，笔者在参加整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刻本残片过程中，在该馆千余枚刻本佛经残片中，比定出多枚《金藏》残片，说明《金藏》曾经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
《元官藏》与《金藏》
《元官藏》是一个版本认定较晚、定名更晚的大藏经新种类。
1927年，小野玄妙首次发现。1984年，《文物》第十二期刊登了童玮、方广锠、金志良撰《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首次认定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32余册大藏经，与小野氏所述相同，系同一种藏经。三位学者详细介绍了这32册《元官藏》的状况，论文附有录文和照片。三位学者根据该藏经的性质，将之命名为《元官藏》。1986年，三位学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上又发表了《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对有关版本问题做了考证研究。方广锠在《文史》第二十九辑上撰写了《元史考证两篇》，对元代官版大藏经的历史背影等相关问题作了考辨。对云南图书馆收藏品的公布和研究，至少在下述方面促进了《元官藏》研究：（一）云南图书馆于乃义先生将之“暂定名为《弘法藏》”，上述文章从文物实证角度，认定这批云南收藏品本共一批两部为元代官方刊印的大藏经。（二）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并命名为《元官藏》。这部大藏的发现，填补了大藏经史的空白。（三）首次确认《元官藏》一版七半叶、半叶六行十七字、上下双边栏的标准版式。（四）根据太皇太后发愿文及刊经衔名、又参考历史文献，对《元官藏》的刊刻缘起作了探讨，对《元官藏》的刊刻时间做了探讨，提出其“雕造上线定在文宗天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会迟至至元五年（1345）年”，可能“在至元二年（1336）”。 （五）首先在弘法藏依据《元官藏》的结构特点，在做了推论。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其第八章第三节《元官版大藏经》，在上述资料和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探讨，作者提出“《元官藏》是一部据元《至元录》编目的刻本大藏经。”
目前，国内收藏的《元官藏》约有近六十件，千字文编号大体分布均匀，由此可以对该藏经的目录结构做初步探讨。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受到《至元录》的深刻影响，并依照其框架组织《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在各部经典的具体组织上，《元官藏》并非严格按照《至元录》的次序组织入藏目录，而是有调整，甚至在部分部类有重大调整。《元官藏》的經典來源，除傳統大藏經收錄者以外，也受到《至元錄》的深刻影，特別是宋元以后新譯經典，《元官藏》給予了高度重視。《元官藏》也受到《金藏》的影響，不少經典，可能甚至直接來源於《金藏》。另外，《元官藏》可能吸收了部分遼代譯經和北方地區流傳的經典 。
佛医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