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出生于昆明。14岁辍学，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等。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

我比较向往古典的爱情

吕露：作为一位从日常生活入手的诗人，你对特朗斯特罗姆的看法？

于坚：我喜欢他的一部分诗。他也是其中有象的诗人，所谓“日常生活”在各地并不一样。

一个在夜晚的窗口看见的是蓝色月光下犀牛的脸的世界和经年累月都在拆迁到处灰尘滚滚，挖掘机到处横行霸道的日常生活肯定是不同，这最终影响到语言和时间观。

吕露：你对待爱情的态度？

于坚：爱情是什么？具体到每个人恐怕没有统一定义。我比较向往古典的爱情。

吕露：你向往的哲学？

于坚：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不错。但我不向往哲学，在哲学和宗教上，我以为诗歌要高得多。

吕露：你理解的自由？

于坚：在限制中创造。

吕露：你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女人？

于坚：与我结婚并生子的女人。唯一的。

吕露：你的愿望？

于坚：安静地写作。

吕露：有没有周游世界的想法？

于坚：我经常旅行。

吕露：诗歌为什么重要？

于坚：对于我，人生之意义在于我在写诗。人生之无意义也在于我在写诗。

吕露：你曾说“语言所阐释的是我们对世界存在本身的看法，而并不是世界本身。”在你心中，写作的价值是什么？

于坚：活着，你需要做某件事情来养活自己、颐养自己。

吕露：如果还能选择，你最想做什么？

于坚：写作。爱。

我在疯狂的时代长大，又在疯狂的时代进入中年

吕露：记得你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总是轻易就被无用的事物激动

被摇晃在山岗上的一些风所激动

被倒塌在玉米地上的一片枯草所激动。

无用的秋天不会改变时代的形状

不会改变知识中的罪行

但它会影响我

使我成为一个有感官的人

韩东跟我说，你在北京见到乔美仁波切后特别佩服他。你看上去像个愤怒的少年。愤怒的少年？是这样吗？

于坚：乔美仁波切很安静、从容。那种天然而不是修炼出来的从容大度出现在这时代的一个青年身上，印象非常强烈。我们许多人都太愤怒了。我们中间罕见的从容都很做作。因为这个时代太疯狂。

我在疯狂的时代长大，又在疯狂的时代进入中年。被革命流放、被拆迁流放，在自己的故乡被流放，在自己的故乡被“去终古之所居”，苍茫人生，何时尘埃落定。

我在时代的疯人院里看到乔美仁波切，被这他的定力深深感染。

吕露：你对先锋的认识？

于坚：先锋是一种对限制的反抗，但离开了限制，先锋也就不存在了。天马行空很容易。先锋很难，它的方向并不像诗歌青年们以为的那种进化式的。

吕露：女儿读你的诗吗？她说什么？她写诗吗？

于坚：偶尔读。她说我的诗很好玩。她不写。

吕露：什么女人最美？

于坚：各美其美，没有“最”。气质和感觉很重要。“最”只相对于动了心的人。

吕露：6月中旬，我们在院子里聊天，你说当工人的时候，因为许多书是禁书，你看过后，常将读过的长篇小说讲给车间的工人听。这些复述故事的能力取决于什么？

于坚：啊，那时代你得有一种责任。传播真理的责任。我青年时代是铁一样沉默的时代。而我是一只不甘沉默的乌鸦。

在复诉巴尔扎克或者雨果的过程中，我有一种创造的快感，我将文本复原为口语，用我个人的口语再创造了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

杨黎是个是个天才

吕露：你现在孤独吗？

于坚：很孤独。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孤独这个词对我的孤独来说，太做作了。

在人生中。我从不表现为所谓的孤独。孤独与生俱来，人其实像星星一样被抛入宇宙中。承认并自我守护着这种孤独很重要。

吕露：作为朦胧诗后，第一个用口语方式写出汉语杰作的诗人，你欣赏中国哪些诗人？

于坚：啊啊，我不是第一个。 20世纪30年代，用“口语”写作已经是风气。

“口语写作”这个词很模糊，我没这么讲。口语是什么？我是用汉字写作，而非口语。口语与写作的关系，有一个从口音到字面的转换，这是一个转喻的过程。邻近性。口语并不是诗，现代诗是在字面上发生的，并非口音的直录。口音的直录可以用拼音完成，字是另一回事情，例如LING和靈。如果口语写作意识不到这一点，它就只停留在“声音直录”的层面，它被动地被字面改造。而我的口语写作是主动的，是在字面上创造。

我欣赏的中国诗人如果排列出来那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中国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如果在文化上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话，那就是诞生了一批具有“普遍性”的诗人，我的意思是常识意义上的那种诗人。我并非只欣赏所谓口语诗人，其实我更欣赏那些对汉语的本性有自觉意识的诗人。

吕露：怎么看废话诗歌？怎么看废话教主杨黎？

于坚：杨黎是个是个天才。这是我1986年首次与他见面就意识到的。我们有许多天然的，不谋而合之处。废话理论是杨黎的最有影响力的废话。但他不说这些废话他也就不是杨黎了。 

啊啊，他影响了许多模仿他的诗歌废话。而其实他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总是激发阐释的冲动，例如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撒哈拉沙漠上会有三张纸牌而不是五张呢，唤起了无数的为什么。而其实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杨黎的诗有反智的倾向，而二十世纪太追求意义，太聪明了。

吕露：去参加某诗会的路上，你叮嘱我，要我今后能自己一个人多去走一些地方，不要怕鬼。在你的作品里，我闻到了广阔的大地，险峻的山河，和咆哮的闪电的味道。这些力量可以征服自我恐慌吗？

于坚：大地是庇护者。人对大地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真正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害怕，而是意识到没有死亡。但人们总是忘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真的很害怕。

韩寒是个好同志

吕露：接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生观？

于坚：那是一部张扬个人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书。在1970那样的时代，这本书是我的圣经之一。

吕露：在你心中，哪些作家是伟大的？

于坚：被世界文学史视为伟大的作家很多，我青年时代涉猎过大多数。如今我继续在读的是孔子和老子、李白、杜甫。还有契科夫，我事隔三十年再读他，依然感觉到他的魅力。

吕露：韩寒他为自己曾经错误的言论道歉了（“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你如何看？

于坚：韩寒是个好同志。但愿他真地写出点什么来。不只是言论。他骂新诗的那点言论没什么。我骂他两句也没什么。

吕露：孤独感？时代为什么在他那里没留下烙印？诗歌比小说是否有优越感？

于坚：作为诗人，我确实很有优越感，因为自1979年这个国家重新暧昧地允许人们公开自由表达以来，诗人没有浪费光阴。我们确实写出了某些东西。

吕露：喜欢朗诵吗？诗歌是用来看的还是读的？

于坚：在中国通常的“团支部式的”诗歌朗诵会上我非常不喜欢。但如果是有创造性的诗歌朗诵会，我很乐意，诗歌朗诵是诗歌文本的延伸。

白话诗主要是看的。看的诗和吟咏的诗不仅仅是音律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世界观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