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偷着乐，我们肯定能找到给予他快乐的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事物，另一个存在着的生命。不管它是什么，存在即活着，就像是水，你给它河床、湖泊、杯或盏，水会以任何一种形体与你接近。一草一木，它都会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转移到我们身上，愉悦或忧伤，花草以它多愁善感的一颦一笑，使你移情。诸如《离骚》中的香草，给你的感受是超凡脱俗的精灵；《红楼梦》里的那株紫绛珠，叫人心旌摇曳，牵魂摄魄，这是花草移情的典范。明清时代的大才子李渔，以花为命，“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节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可见花与人一脉。对付李渔这样的人，你不必口诛笔伐，老拳相向，你只需抽干他的塘堰，吃掉他的莲藕，便是伤着他的筋骨。如果你嫌这样干麻烦，那么动一动小指，拔掉李渔的水仙，胜过拆他的茅庐。如果你要李渔纳你为妾或者相你为仆，身挂十五贯铜钱不如手持一株兰草取悦他，碰上这样的“色鬼”真是那代人的大幸。
我们时常遭遇的最愚蠢的问候是“你幸福吗？”他不知道幸福是两个人的事情，他不知道一个人的幸福是另一个人给予的，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另一个人给予的。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揭开思想的盖子：假如你痛苦，这种痛苦也会伤害到另一个人，假如你幸福，这种幸福也会触及到另一个人。不仅人与人之间有这种共鸣，人与物之间更为彰显。生活是一把刀子，它给我们带来通往或扩展自由生活的可能，同时在双向自由的选择中，它会割伤我们。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同呈自由和伤害的这把生活之刃？青年作家邓一光所推崇的结构主义大师波依斯对待刀子的行为确实令世人匪夷所思。波依斯有一次被刀子割伤了，他找来两截纱布，用其中的一截把被割伤的手指包扎起来，用另一截把割伤了自己手指的那把刀子包扎起来，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创作：波依斯按照刀子的功能性规定拿起了那把刀子，在使用过那把刀子之后，确信自己的手指受到了刀子的伤害，同时也认定那把刀子受伤了——刀子出了问题，制造出麻烦，需要治疗。这个治疗方式就是，把刀子包扎起来，以致不会在手指上的伤口痊愈之后，再被同样的刀子割伤。一把用来切割它物的器具，被纱布厚厚地包裹起来，失去了它的功能性，不管它曾经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再是刀子了。
我们对波依斯这种让刀子养伤的作法可能不屑一顾，正如邓一光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把刀子包裹起来，我们找不到对生活和生命具有足够包容性的纱布。在一切权利中，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必须承受自由带给我们的伤害，并且在伤害中长大。”但是，我们不能不照顾李渔的感受，这个嗜花如命的花匠，一定会仇恨所有的锋刃。在我们放马南山的时候，我们绝不放弃一个制造武器的承诺——那就是创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