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鉴于当时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联合国决定向中国地区派出联合国人权观察团和联合国维和部队，总人数约160人。我非常荣幸地被联合国选为：1968年联合国派驻中国地区人权观察团团长、1968年联合国派驻中国地区维和部队司令，1974年改任联合国驻中国大使。详细情况请看《我的自传》等资料。我被联合国选为人权观察团团长、维和部队司令，主要有以下因素：1、我有华人血统，是中华民国前总统中正先生的外亲。2、我是丹麦王子，丹麦王位第四继承人。3、我和共产国际有某种关系。4、我是美国海军少将，美国海军远东突击队（约150人，即后来的联合国驻中国维和部队）副司令。5、我是旧金山著名华商，当时的资产总额近7000万美元。
当时，中国和美国处于冷战状态，我们的身份不宜公开，因此，我们被送到不同的中国家庭抚养。考虑到我们将来在中国的生活，当时，经中国政府允许，我花了约27万美元，买了个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的一级指标，龟田次郎大佐买了个处长的一级指标，等等。当时，已经作出安排：谁用我们的指标，谁负责照顾我们。详细情况请看《我的自传》等资料。但是，事实和安排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1969年，联合国给我的年薪是17万美元，中国方面却提出：在中国，吃饭、读书、看病不用钱，我没有必要拿这么多的钱，我的年薪由政府代为保存，用来买指标。到1974年，我的年薪累计，买了个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副部长的一级指标。按我的估算，现在，一个一级中将的指标，要有100多亿人民币，这也是我受到种种迫害的一个直接原因。
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有用自己的指标，花自己的钱的基本权利，而我这个联合国驻中国大使，恰恰丧失了这些基本人权，非常令人反思：我们连自己的基本人权都保障不了，联合国派我们来中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该如何完成我们的维和使命？在此，我再次请求联合国，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帮助我们安全完好的回到美国。此致
罗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