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2，农工部长邓子恢 节目文稿（部分）  

串场：在中共党内，曾流传过这样一段话，有一次，毛泽东谈起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开玩笑式地说，党内只有三个人懂得农业，一是邓子恢，一是王观澜，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这位懂得农业的邓子恢，曾是毛泽东的老战友，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才能，1953年到1962年，邓子恢被委以重任，当上了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那十年，正是中国农业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然而，同样也是这位邓子恢，在那十年中，却被毛泽东批判为小脚女人，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从农村的最高统帅，变成日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很少被提及的人物，邓子恢在农工部的十年，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我们今天请来了邓家的儿女，以及邓子恢的秘书边入群先生，讲述一个真实的邓子恢。


1953－1962，农工部长邓子恢

讲述人：邓淮生 邓运 邓子恢的儿子
边入群 邓子恢秘书
时间：2007年1月
地点：北京

主持人：那你们也就跟你父亲一起搬到北京来。
采访邓淮生：对我们大概是53年的一月份，从武汉坐火车过来。好像一过了元旦，我记得一过了元旦，我们就来北京了，当时来北京以后，首先住在中南海。

主持人：您知道您父亲当时要来担任什么工作吗？他跟你说吗？
邓淮生：那时候因为我还小，我才12岁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来得很急啊，一个调令下来之后，就立即交接工作，就来了北京了主席亲自点他的将，让他来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而且主席很赞赏地跟他讲，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当全国农民的统帅，所以对他还是很看中的，那我父亲当然讲了，统帅还是主席您，我们是协助您做工作，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央和主席，对我父亲在农村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工作能力还是很看中的。

解说：毛泽东对邓子恢委以重任，是出自于对这位老战友的了解。邓子恢1926年加入共产党，早年留学过日本，此后，他留在闽西，先后发动过后田，永定等大暴动。1929年春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邓子恢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解说：邓子恢上任不久，中央在北京西郊盖起了农工部的办公室。当时，陈伯达，廖鲁言担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随即，邓子恢一家人搬出了中南海，入住这座后来被称为“二号平房”的院子里。那一年，邓子恢57岁。就当他准备为中国农业大干一场的时候，他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挫折也逐渐拉开了序幕。

第二段：

串场：1952年底，土改结束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全国有三亿多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当时，农工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办农村合作社，组织农民共同抵御天灾，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邓子恢的初衷本是一致的，也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然而，文革期间，却一度流传着“邓子恢在1955年砍掉20万个合作社”的说法，邓子恢为什么要砍合作社，这20万的数字到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解说：1954年，年轻的边入群调任邓子恢的秘书，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去农工部报道的情景。

我一去的时候他就叫老边，当时我就愣住了，我说邓老这么老资格的人，我在邓老面前带老字，没有资格，我说邓老您可不能给我带老字，我才25岁这是一，第二我说在您面前我没资格称老字啊，谁个叫习惯了就好了，人总是要老的，到时候再改就难了，这没关系，邓老一直管我叫老边，那儿的工作人员，有什么炊事员啊，司机啊， 警卫员啊，都是叫老字，什么老张老李老于，都这样叫，邓老说这样叫亲切，我也就默认了，一直 这么延续下来。

解说： “老边”这个称呼伴随了边入群在邓子恢身边工作的9年。对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至今，边入群还能背诵下来。

采访边入群：研究工作邓老就讲了，他说这个大方向，大方针中央已经定下来了，在具体政策方面啊，我们要替中央操心，他说我们广大农村，广大农民，要从小集体变成大集体，从小生产变成大生产，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说我们初战一定要慎重，第一批社一定要办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必须要超过中等的生活水平，这样的话呢，才有吸引力，农民才能参加，这合作化，不能急于求成，连滚带爬欲速则不达。

解说：办合作社的出发点是合理的，然而，没有前人的经验，在最初启动阶段，很快出现了问题。有的地方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的现象。

主持人：那这个之前有没有下去跑，比如说调查研究，去看农业合作社最新的进展？
边入群：他带着工作组下去，就说农民办合作社，很大的抵触情绪是什么问题啊，互助组那个土地还是私人的，初级社就开始干什么呢，开始牲口，果树，农具要开始入股，所谓入股就是交合作社，给作价之后给你这个钱你入社就行了，这个农民一看这个作价太低啊，而且后来这个政策根本就没兑现，基本是交公了，归大队了，再说农民刚分到土地之后啊这个锄把子还没有攥热就交工了，老百姓一看不行，我的东西要归公了，养的猪羊的鸡该杀得杀，养的羊，我也杀，是吧，我不能白交给你们，当时出现这个情况

解说：邓子恢和农工部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通过整顿，纠正了一些急躁冒进的现象。然而，这样日子十分短暂。很快地，两个月后，1953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 “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同一年，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针对邓子恢作出的批评，认为他“稳步而不前进“。这次会议后，合作社热再次升温，到1955年，农村再次出现了宰杀猪羊的紧张气氛。


边入群：这个时候啊，邓老向主席汇报这个情况，主席就说，我们同意邓老这个意见，就是说，要统一纠正冒进，办法就是停缩发三字经，就是有地方要停止，有地方要发展，有地方要收缩，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砍合作社吧 收缩，邓老是会同中央书记处二办，潭振林管这个二办，共同研究，因为浙江，反应上来的问题，浙江问题最严重，问题最多。

解说：当时，浙江省有5万个合作社，不规范的操作，已经影响到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根据毛泽东的三字方针，农工部准备着手指导浙江省收缩合作社，边入群见证了整个收缩事件的始末。

边入群：实际上这个收缩合作社按照毛主席的停缩发三字方针进行的，而且这个浙江收缩合作社了，经过研究之后，要给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发个电报，电报研究决定了，由农村工作部发给浙江的，电报稿拟好以后，潭振林也看好了，最后交陈伯达，陈伯达是毛主席政治秘书，又兼农村工作副部长，让他转给主席，排版定案，交给他以后，这陈伯达很快地打电话给邓老，说主席同意，同意收缩，这个电报稿就发出去了，发到浙江去了，

经过整顿，浙江省砍了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加上其它地方砍掉5千多个，到六月底，全国总共砍了两万多个合作社。然而，邓子恢没有想到，这次的及时纠正，却恰恰成为了他日后的罪名之一。在文革期间，这个数字更是被夸大了十倍，于是有了邓子恢砍掉20万个合作社的谬论。


第四段
串场： 1958到1960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中国搞得轰轰烈烈。一面是人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另外一面却是全国粮食减产，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到处都有饿死人的现象。虽然在1955年，邓子恢已经受到了批判，然而，他还在为中国农业奔波着。


解说：1955年底，受到批判的邓子恢，备受病痛的困扰，提出到广州修养。那段时间，边入群一直跟随在邓子恢身边。

主持人：那55年以后邓老也病假是吧有一段时间。

边秘书：55年以后他是这样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原来是中南局的委员是陶铸，他在邓老下工作挺好，而且在福建这个闽南32年吧，他们在一块工作搞得很好很熟，他在那当第一书记，邓老一修养就到广州去了，到广州陶铸同志对邓老很尊重， 在吃饭的时候，吃顿便饭，说邓老请你吃顿便饭，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陶铸也确确实实跟邓老俩个人无话不谈，他说邓老修养吧，上了岁数了，别工作了，写回忆录算了，邓老，他不愿意，邓老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退休制度，他说你也老了，意思是不接受他的观点，陶铸也就不说了，说别的去了，这是我们在旁听见的。

解说：1956年3月，邓子恢回到了北京。同年，中共八大选举，他虽然是政治局候选人之一，结果却没能选上政治局委员。虽然邓子恢很少和子女谈论这些事情，然而，他的情绪，家里人多少还能感觉得到。

邓淮生：落选以后他应该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对吧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他自己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很好，受到一个不正当的批评，为了这个批评他没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曾经也发过牢骚，也觉得没有处去讲理，他工作还是照做，他在这种心情又不愉快，工作又很繁重的情况下，他病倒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解说：1960年，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农村左的错误，刘少奇找邓子恢谈话，让他下基层调查情况，为中央决策讨论用。邓子恢组织工作组，辗转了几个省。最后，起草出《人民公社内务条列》。这个条例的修改稿就是《农村（六十条）草案》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农村六十条草案》，正是1961年3月下旬，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广州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边入群：开会的时候邓老啊知道以后，从海南岛到了广州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个会议是3月23号，邓老参加会议的时候他坐在后边，邓老耳朵背，他坐在后边跟叶剑英坐在一起了，主席讲话，主席开场白，沿着会场扫了一扫，就看邓老来了问题，他就问邓子恢同志今天到会没有，好多人都回头看啊，看邓子恢，有人笑着看，邓老一看，问叶剑英，他们笑什么，是干什么呢，主席表扬你了，他听这么一句话，听到了，实际后边表扬的话他也没听清楚，那表扬的话我从那个记录稿里我看到了这么几句话，几句话怎么说的呢，我可以说一说主席就说的，他说农村工作，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没邓老的份，后头犯的错误指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没他的份，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没邓老的份，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这观点是正确的，说你们看不起他不行。他是有调查研究的，他有调查研究精神的，农村工作部，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说我过去和邓老有些小冲突，现在我和他统一了，没有矛盾了，那不是合作化小冲突矛盾吗那时候，现在没有矛盾了，统一到邓老这来了，这句话说完以后，他说邓老找我谈话，我介绍他去找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文件，这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章程，这时候总理插话，他说不是我找他，是邓老找我谈的，主席说，是邓老创意，总理支持，这么几句话，他这个表扬这几句话呢，省委记录稿非常快的速度，传到各地委都知道了。


解说：广州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查。1961下半年，邓子恢几次到闽西考察，邓淮生就曾经跟他去过一次。

主持人：你当时感觉到，老家，您父亲老家这个农村，当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邓淮生：很苦，真的是很苦，
邓淮生：61年的下半年，就是我跟边秘书一起陪跟他一块回去，当时他带一个工作组回到龙岩区，到我们老家，因为他春天已经回去了，春天我没去，秋天他又去了一趟，就是他开完广州会议以后，他去布置落实六十条的精神。61年底他又回去再检查，究竟六十条贯彻以后农业生产有什么恢复。那么我听他讲，61年春天去的时候呢，市场很箫条，那老百姓，因为他就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革命领导人出来的嘛，老百姓，当时还有很多军烈属，老接头户，就是老同志，就是老接头户，他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老街头户就拿出来用糖精办的一个糖水请他喝，糖都没有。
主持人：还是福建。
邓淮生：福建，本来是产糖的地方，连糖都没有
而且当时福建，像福建这样的沿海地区，而且是，都发生过很多饿死人的现象，所以他觉得很难过，他说革命时期那么多的福建那么多的农民，为我们牺牲，流血，那么建国以后没有饭吃，他觉得很难跟这些老乡们交代。

解说：几次的调查，让邓子恢体验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危害。5月，邓子恢回京开会，特地经过合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到机场迎接他。他向邓子恢介绍了一种新的农村经营方式，那就是责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