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浮躁、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知道分子取代知识分子进而成为二道贩子的时代；在这个巧用鼠标、百度、咕咕，通过剪接、拼贴就能著书立说甚至著作等身的时代；在这个克隆、复制、盗版流行的急功近利的大好春天里，还有极少数“愚昧无知”，像“牛”一样笨拙的家伙，企图回到文化的“根”上去寻找一种所谓的“原创精神”，来回答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数目极少的人中，武汉的冯天瑜教授名列其中，并因其独创“文化元典”的概念而声名鹊起。

冯先生所说的“文化元典”，是指各文明民族“青年时代”的创作物。这一时期，时间上，应该界定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所谓“轴心时代”）；空间上，古印度诞生的“吠陀文献”与“佛经”；古希腊诞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著作；中东地区诞生的《旧约全书》；中国诞生的《诗》、《书》、《礼》、《易》、《春秋》等都属于具有“元典”意义的文本。

冯先生认为：这些“文化元典”，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各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历代浩如烟海的所谓著述，只不过是对“元典”文本的不断阐释，重建和丰富。

冯先生还认为：现在的青少年在学习过程当中应该直接从元典入手。我非常认同冯先生的观点。不仅是青少年，我们的伟大的学者们在做学问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也从“元典”入手呢。

冯先生在“大讲堂”讲述的张之洞就是在阅读了大量的张之洞本人的著作（原著）以及关于张之洞最原始的记录的基础之上，给我们呈现的一个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张之洞”。

1953年1月6日，胡适先生在台北为台湾文献委员会做演讲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做文献工作的）收集史料重于修史。他的理由是：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编志，新方法也好，旧方法也好，都不免经过整理，甚至毁去一部分材料，或隐藏一部分材料，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为制造品。

其实，冯先生所说的“元典”与胡先生所说的“史料”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是原始（创）的，没有经过加工或遮掩的，不同的是：“元典”是没有经过阐释的原始的创作，“史料”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的事实。

我的观点是：作为读者，与其花费时间去读哪些东抄、西抄，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所谓的对“元典”进行阐释的毫无新意的学术著作，还不如直接进入“元典”，当然，读“元典文本”（原著）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而且需要特别的耐心；作为学者，与其写那些前人早就写过的毫无新意的所谓学术观点，还不如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努力收集材料，随时发表材料，让读者看到最原始的事实和真相，或者努力阅读“元典文本”，说出最真实的感受和理解，像中国古代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三言两语的诗评一样。那些抄来抄去、改头换面的所谓的学术大部头著作，除了浪费纸张进而浪费木材（因为纸张是木浆做的），影响环保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端，那就是：把不读“元典文本”的青少年带到沟里去，当然，也有两个最大的好处：一是评定职称时可以加分；二是送给朋友时有面子。但学术文化难道是用来评定职称和争取面子的吗？

呜呼，在这个混乱、信息爆炸，甚至没有办法、能力和时间来辨别真伪的时代，我们还不如像冯天瑜教授提倡的那样，回转去读“元典文本”，虽然苦一点、累一点，兴许那里有滋润我们灵魂的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