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国宝级“右派”走了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先生，因病于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与钱学森先生一样，检阅世纪风云，以98岁高龄仙逝，实为人瑞也。钱老去世，是国家的损失。钱老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力学之父，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早年在世界航天之父、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后成为中国著名的“三钱”之一。钱老的功德和贡献毋须赘述，与其他两钱不同的是，钱老是“三钱”中在“反右”运动中唯一获得过“右派”头衔的著名科学家。今天再次审视他当年荣获“右派”职称头衔的过程，更令人深刻反思。

1957年上半年，党中央号召各界、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布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政策。后来演变成大抓右派的斗争。在那场以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反右派斗争中，当时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备受攻击的对象，作为民盟上层人物的他，遭此厄运确实难免。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邀请了六位教授和民盟有关领导十几人座谈关于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的形式下进行工作。钱伟长是六教授之一。很快有人将内情透露出去，在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光明日报》就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人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组织向党中央汇报“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次会议被称为六教授会议。它成了中国从大鸣大放给党整风演变为反右派斗争的转折点。6月下旬，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前一段的大鸣大放，被组织者说成是故意引蛇出洞。钱伟长就作为被引出的一条“蛇”，很快被强令停止一切工作，接受各种大小“批判会”的批判。1957年1月3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曾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这篇文章自然成了他向党进攻的罪证。1958年1月15日，他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撤销一切职务,接受批判。就在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的当口，毛泽东说了“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的一句话，使他免遭与其他右派教师一起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保留了教授职称，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留用。他成了右派中的“佼佼者”，至少是被打了一巴掌又被恩赐给一个甜枣吃的幸运者。不过，再怎么说，他还是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阶级敌人，还得享受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在他主动要求下，才被分配到材料力学实验室作实验员的助手兼打扫卫生，在劳动中进行改造。过了一、两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有所缓和。一些右派分子开始被摘帽。1961年春，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又获得一顶新帽子，曰：“摘帽右派”，这是当时组织和人们的通俗叫法。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这个有“前科”的右派马上又赢得一个更时尚的头衔——“牛鬼蛇神”，由群众监督劳动，接受各种批斗及隔离审查。家中几番被抄，藏书及科研资料损毁大半。夫人亦遭隔离，两女尚在中学读书，被株连，被称为“狗崽子”，长期分离。随后，1968年8月底，他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同年和材料力学教研组教师一行30人被派往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劳动，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个月后大部分人员撤回，但他被留厂继续劳动改造约两年。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1月13日，他才正式收到清华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文件。两天后，他即飞沪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职务。

从钱老以上经历来看，他对中国的体制与教育存在的问题有最深刻的感悟，并且有最大胆的直言，这些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言论，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钱老当年那些批评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今天其实仍然普遍存在。成为“右派”的他，反映的是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真知灼见与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良心与良知。相比钱学森临终前几年反复提到的“钱学森之问”——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答案其实都已经在钱伟长半个多世纪前的“反动”的“右派”言论里了。

现在，钱老去世了，在汗牛充栋的歌功颂德声音里，竟没有一篇对钱老被打成经历的反思，也没人追问钱老在成为“右派”后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摧残；他受到的所有痛苦和磨难，也仅仅用“爱国”两字被轻易粉饰。当年意气风发的钱伟长从获“右派”头衔，到当“摘帽右派”，再到以文件形式彻底平反，前前后后经历了25年。人生有几个25年？25年的悲欢离合，25年的心路历程，25年的心灵创伤，有几人能够对此深刻反省过？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夺走了他最好的时光，剥夺了他构建学术王国的条件，使一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级伟大科学家只能望空嗟叹，梦想成空。虽然，他在最近的20多年中饱受尊崇，但是，他心中真的快乐吗？钱老的经历，是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折磨下，由一个精神上的贵族被动地沦落为精神上的奴隶的缩影。从钱伟长先生身上，我们读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种体制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右派是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笔者以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对于大多数所谓右派来说，他们实际上是“被诱入罪”。 有的是会上发言，有的是平时的言谈，在当时一次次“补课”当中，被“组织”深挖细揭整了出来。他们共同的经历不外是被演绎推定，指鹿为马，分析上纲，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不容申辩。仅以上海交大为例，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大学生团员在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便被打成了右派；一位有海外关系的学生因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被打成极右分子；有的说“苏联的手表像葱油饼钢笔像手电筒”便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有的说了一句“要是鲁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这人也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位在团组织生活会上说了村支书的一个笑话也成了右派….. 当年反右，全国有55万多人被定为右派，不少人又遭判刑、劳改、劳动教养、开除、撤职、降级等处分，甚至家破人亡。20多年后拨乱反正，55万右派除5人外全部平反，终结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悲剧。实际上，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没有表示公开反对，也没有切中时弊的尖锐批评，有的仅是善意地提了些建议，有的则是莫须有，是无辜的牺牲品。事后反观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当初被错误定为右派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大鸣大放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更没有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大家，谁能理解得了反右斗争中是怎样地罗织罪名和以言定罪的？

以史为鉴。清朝的文字狱是举世闻名的，有一个例子，翰林院院士徐骏的诗集里被查出有这样的两句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暴君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文人清谈遭杀身之祸，贯穿中国封建社会。时至今日，因言遭千里通缉者，仍不乏其人其事。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被权力同化，变成权力附庸，要么被严厉整肃，失去话语。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出不了大师的深层原因。

右派，对于中国新生代来说，已成为非常陌生的字眼，伴着钱伟长先生的去世，这个专用名词再次“跳”到在我们的眼前……此时，需要有一些人站出来，自觉地对历史最黑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否则，那段沉痛历史就会被权力轻易地篡改，让国人失于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