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的媒体和网民因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的起源地或发明权问题已打了不少的口水仗。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赵东一关于孔子应是“东亚人”和“世界人”的观点，对中韩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民众走出严格区分“彼此你我”的思维窠臼，共同培育“我们”或“东亚人”的意识，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赵在其新著《东亚文明论》中提出：孔子原本是鲁国人，但500年后成为中国人，又过了500年后成为了“东亚人”，现在则是让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了。坦率地说，该观点并不新颖，甚至有点小小的瑕疵，因为鲁国只是当时周王朝或中国的一部分，孔子鲁国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并不矛盾。但是，赵的观点却揭示了两个容易为现代人所忽略的基本事实：

一个是，孔子思想具有普世的、永恒的价值。孔子自称“东南西北之人”，周游列国，奔走救世，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现代新儒家冯友兰说：“当时的天下，即约略地等于现在所说的世界。”因此，孔子是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其思想如仁爱、诚信、中庸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具有普世的或普适的价值，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二个是，“我们”或“东亚人”由来已久。普世的价值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渗透性。自汉唐以来，东亚各国就一直分享着并受惠于孔子的思想，形成了虽然稍有差异但相去不远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并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亚文明。换而言之，“我们”或“东亚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具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事实和无法消除的记忆。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我们”或“东亚人”并没有因为一个“他者”或说西方文明的大举进入而变得更加团结，相反却纷纷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从那里学会了“国家/民族本位”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去儒家化”的历史进程，比如摈弃儒家经典、排斥汉语汉字等，从而造成了“我们”或“东亚人”意识的分崩离析。

应该说，目前东亚地区整体发展形势还不错，但由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历史恩怨、现实利益纠葛等原因，各国民众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彼此对抗的心态比较严重，不能以“我们”或“东亚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东亚文明没有与欧美文明比肩甚至是引领世界文明风骚的宏伟志向另当别论，倘若有之，则东亚各国只能走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共同体之路。或者说，“东亚人”在成为“世界人”之前，首先要成为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与发力的“我们”。

一般而言，表象性的共同体，如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较为容易达成，但深层次的融合或说建立一个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的“文化共同体”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东盟的问题最大，欧盟的问题也不小。

东亚地区的特殊性在于，它在历史上曾有一个以孔子思想或儒家文化为最大公约数的“文化共同体”。恢复和重建这个中断了百余年之久的“文化共同体”，无疑有助于唤起东亚民众的历史记忆，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培育“我们”或“东亚人”的共同意识，从而为集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于一身的“东亚共同体”夯实基础。

此外，鉴于东亚各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恩怨和现实中的各种利益纠纷，“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从经济或政治方面着手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因为缺乏共同的心理预期和认同基础，这样的共同体要么容易夭折，要么流于虚设。热情倡导“东亚共同体”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失败，原因即在于此。

但是，“东亚共同体”是东亚文明重生的必由之路，不会也不能因为鸠山由纪夫个人的失败而中辍下来。《东亚文明论》一书提出让孔子应是“东亚人”乃至“世界人”的观点，并建议通过东亚各国共同设计大学课程、加强文化交流等途径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即是这样一个新的、有益的探索。

187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揭开了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脱亚入欧”的序幕。《东亚文明论》一书能否揭开东亚重回儒家文化的序幕，还有待于观察。因为，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只是教导今人怎么做，最终的决定权却在今人手中——东亚民众是否有再次成为“我们”或“东亚人”的决心和勇气、智慧与能力？

（环球时报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