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弟兄三人均医术高超，却只有扁鹊被称作神医。魏文侯问他原因何在。扁鹊答道：“老大看病看症候，在病状未显露前就消除它，所以名声出不了家门；老二看病看苗头，在病症刚露头时就治好它，所以名声出不了村子；我则要到真的病重了，才去扎针灸、敷药膏、下汤药，把病治好，所以就闻名天下了。”扁鹊说得谦虚，却又寓意深长，耐人寻味。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治未病之病，谁也无法验证，自然难见其“神”；治初病之病，似无过人之处，也就难显其“能”；非要等沧海横流，方能显英雄本色；非要待病入膏肓，才可见医术高超。但于病人来说，究竟是等着历此磨难好呢，还是治愈于未病、初病时好呢？答案显然无须讨论。其实不光治病，治家、治厂、治市、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难怪李温陵讲过这个故事后感叹道：“君侯将相，理国治兵，要不出此矣。”其中至理，已是不言而喻。

联系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扁鹊的话更值得我们深思。诚如《内经》所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呼。”但道理虽然明白，现实却往往与之相左。尤其是在改革由增量阶段（不侵犯既得利益）进入到存量阶段（调整利益格局）、由体制外（实行双轨制）转入到体制内（建立新体制）的关键时刻，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期望均发生急据变化的特殊时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每一项成就的取得，竟会播种下这么多导致失败的种子，每一步前进的同时，竟会带来这么大形成新路障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恐怕已经远远不够了；跟在现实的后面，被动地等着问题暴发了再去应付看来也不行了；企望“以众多小地震来避免大地震”、“以众多局部改革垒积成全局成果”的策略也是越来越没效果了。上下求索，别无它途。只有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逢山先开路，遇水先架桥，未雨绸缪，才可能促进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

如何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掌握并运用“再分配理论”就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为什么？

首先，再分配理论是一种超越于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原初经济理论，特别有利于在特殊社会经济形态中发挥作用。大约没有人会否定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从完全计划经济到完全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明显具有过渡的性质。而过渡时期并没有任何为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经济法则。过渡时期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只是表明新旧两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仍同时并存、正相互影响、且此涨彼消。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旧的经济法则仍在受到限制的范围内继续发生作用，而新经济形态所特有的新的经济法则还在形成并日益扩大其作用范围之中。因此，在过渡时期，无论靠新的或旧的经济法则都不足以用来把握经济全局。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提供适宜两者、兼顾两者的价值标准。

第二，再分配理论是一种包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因素影响的原初经济理论，有利于实现真正“全社会”意义上的全局性把握、全局性评价，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也许不会有人仍把“经济”看成孤立的现象，不会有人否认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和文化体制如何与之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将经济法则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沟通起来，提供有助于理解并运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谋求全局效率最大化的有效方法。

第三，再分配理论是一种涵盖发展全过程，又着眼于从“起点”来解决问题的原初经济理论，有利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综合效益。恐怕不会还有很多人仍将“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给加利福里亚带来一场风暴”的推论完全看成是无稽之谈了。在一个相互联系如此密切的宇宙中，任何微小的因子都可能引发令人无法想象的结果，区别只在于你发现了或还没发现而已。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有连动作用的细小变化，帮助我们形成见微知著、由近知远的战略思维。

或许以上正是我之所以勉为其难，竭力鼓吹“再分配理论”的原因罢。抛砖掷瓦，只图一吐而快。至于引来何物，也就顾不得了。              

（2004年安庆《发展论坛》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