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类财富的增长最终建筑在对粮食剩余产品再分配的基础之上，但粮食生产者（农民）不仅从来没有因此得到过特别的好处，反而是吃尽了苦头。现在，“三农问题”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其核心仍是如何改变农民相对贫困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必须找到农民贫困的根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客观地说，农民的相对贫困是社会再分配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有赖于再分配才能达到。

我们仍以假设的那个由八人组成的原始部落为例，并假设每个人生产产品的总和总是能够正好达到社会供需的平衡，同时以一个人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与他因此所能占有的他人的劳动成果之比作为财富值，那么，当这八个人有四个人种地四个人制衣时，他们的交换正好是一份换一份，每个人的财富值都是1/1=1。当四个种地的人中又有两个人被分工出去专门制造农具，且由农具的改善使剩下的两个人生产的粮食也能满足八个人的需要时，粮食生产者却得用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才能达到社会供需的平衡，因为农具生产者必须用其中的一份粮食去与衣物生产者交换所需的衣物，否则专业的农具生产者就不能存在。同理，当衣物生产者中也分化出两个人专门从事制衣工具的生产时，衣物生产者就得用一份粮食和一份衣物去换一份工具。这时候，每个人的财富值都发生了变化。作为粮食生产者，要用一份粮食去换一份衣物、用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他的财富值是：1/1+1/2=2/3=0.66；作为衣物生产者，要分别用一份衣物去与粮食生产者和农具生产者各换一份粮食、用一份粮食和一份衣物去换一份制衣工具，他的财富值是：1/1+1/1+1/2=3/4=0.75；作为农具生产者，要用一份农具换两份粮食、再用一份粮食去换一份衣物，他的财富值是：2/1+1/1=3/2=1.5；作为制衣工具生产者，要用一份制衣工具去换一份粮食、一份衣物，他的财富值是：2/1=2。如果分工再继续下去，粮食生产者的财富值还会进一步的降低，而分工越是远离粮食生产者的地方财富值还会越高。这正是所谓复杂劳动可以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原理所要描述的基本现实。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即每个粮食生产者所能提供的为社会所需要的粮食越多，他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能占有的份额相对就越少。

也许有人会说，粮食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以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肯定是由于使用农具所增产的粮食能超过他多付出的一份，否则他就没有交换的冲动。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但正由于这是事实，因此农民的命运却更加悲惨。首先，他在交换之外所多生产的这一部分粮食超出了社会的需要，并不能通过交换而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其次，他当然不愿这一部分增产的粮食烂掉，为了使这些粮食也实现交换，他必须与另一个粮食生产者在社会上相互竞争。只要社会对粮食需求的总量没变，竞争的结果只会使所有的农民都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当然，社会对粮食的总需求事实上是一直在增长着的。因为人口在增加，制造业所需要的粮食也在增加，农民增产的粮食很大一部分也许都能进入交换，因此农民财富的绝对数仍然有不断增加的可能。但交换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更多增加。根据上文的计算，农民在社会财富总额中所能占有的相对份额也就更少，农民相对贫困化的趋势就会更快。

由于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原因是再分配的必然结果，因此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不可能消解这个问题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发展产业化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等等，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缓解农民相对贫困的矛盾，但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剩下来的农民继续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实行对农业补贴的政策绝不是偶然的。所谓补贴就是政府通过再分配的办法对农民进行补偿，以此来缓和农民相对贫困化的程度。尽管这样做所起的作用有时也十分有限，但因此却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农民的相对贫困是由于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造成的，因此全社会都对此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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