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携尸要价”事件中，抛开当事人的道德与责任不谈，透过这起事件，我们还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存在职能缺失：

第一，“携尸要价”事件虽然是发生在一个个体身上，但事件本身却反映出我们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存在偏差，反映出社会道德一定程度的沦丧。其实，何止是这次的“携尸要价”，前不久发生的医院“缝肛”事件与其相比较，又何尝不是如出一辙呢？这些反映的是什么？是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等意识形态的泛滥，是国家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传统道德的一种缺失，是社会价值的整体扭曲！而产生这种局面的责任在谁？不在个人，在我们的政府。没有一个民族本身是卑劣的，没有一个国家生来是丑恶的，也没有哪一个人天生是利欲熏心的，说到底，它的性质是由这个社会塑造的，而担负引导、掌控、塑造这个社会形态的应该是谁？只能是我们的政府。如果社会价值体系存在危险，责任也只能在我们的政府。

第二，“携尸要价”事件反映出政府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危险地段的管理存在漏洞。这次“携尸要价”事件的产生缘于两个少年从距岸边不远的江中小沙丘上失足落水。而据报道，在此之前，此处已经出现过类似的落水事件。如果说这次的落水事件仅仅是一次，那还情有可原，但如果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危险事件，我们的相关部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导致悲剧再次发生，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就应该反思了。对于敏感的公共安全事故，政府部门反应迟钝并非只有湖北荆州。在广东，东莞石龙沙洲泳场在2006年至2009年间至少吞噬了20条人命，其中，2006年7月21日至25日，5天内竟然有7人在此处相继被江水吞没。然而，尽管如此，血的教训仍然没能唤醒我们政府部门的良知，面对惨剧，相关人员不是反省、不是积极寻找对策阻止悲剧发生，而是相互推委，甚至抛开此事高谈阔论如何提高GDP。当前，中央反复强调要改善民生，要以人为本，但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否有真正做到？

第三，“携尸要价”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监管存在缺失。随着“携尸要价”真相大白于天下，“携尸要价”的始作俑者——荆州市八凌打捞有限公司及老板陈波逐渐浮出水面。先不论打捞的是不是英雄尸体，究竟打捞公司捞尸该不该收钱，或者说不收钱就不给尸体这种做法是否正确，这些问题本身就值得多方思考。站在市场的角度来讲，同医院治病救人一样，捞尸也是一种作业，而且是付出辛劳的作业，收钱也许缺乏道义，但也无可厚非，火葬场火化尸体也收费呢，何况他是捞尸？商场也有商场的游戏规则，尽管它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其实，整个事件的症结在于两点：一是被捞的是英雄尸体，因为是英雄尸体，事件就被无穷放大（试想，假如是普通人的，结果会是如此吗？）；二是打捞公司利欲熏心、不给钱就不捞尸的卑劣行经。我们要说，不管是社会还是市场，总有违反人伦道德的现象出现，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是针对这类组织，我们政府部门是否有有效的监管手段。 比如，作为应对落水事件的措施，我们是否可以对打捞公司的收费额度予以明确，对是否要先交钱后捞尸的行为予以规范，或者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在当地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专门进行义务性打捞等等。如果说谁落水我们无法控制的话，那对这些公益性的组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政府应该有能力做到，也必须做到。

第四，对英雄事迹吹锣打鼓，对败坏地方形象的丑恶行径或是逃避、或是遮掩、或是充耳不闻。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对救人英雄都给予了高规格的褒奖，这本身无可非议，尤其是对逝去的英灵来讲，这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但是，褒奖背后有一种动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种质疑，那就是一些地方政要是否是在藉此机会打着英雄的旗号进行自我宣传？也许这种宣传的目的本身也不为错，但它却偏离了褒奖的本质，说不好听一点，这是在用英雄的尸体给自己脸上贴金！更为不妥的还不仅如此，而在于高调褒奖英雄壮举的同时，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地方丑恶行径的回避、遮掩和充耳不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从“携尸要价”事件发生至今，地方政要有没有对此公开表达过立场和态度？没有！书记没有，市长也没有！如果放开思维来研究，对于这种现象不难理解。今年三月，发生在两会期间的“抢夺录音笔事件” 就充分暴露了部分地方政府领导人报喜不报忧的庸俗心态和淡薄的公共责任意识。

不能否认，“携尸要价”事件的发生不仅折射出了一些民间利益群体的丑恶灵魂，同时，它也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了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的政府所具有的“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