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东西方思维的差异

——兼评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李扁

2010-8-24

近日读到楚渔先生的雄文《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很受教益。

将东西方的思维做一个比对，这是“世界村”形成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楚渔先生观察中西方思维方式，看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不足，看到西方人一直在锤炼“思维的工具”，这实在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一个发现，将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自由、巨大的福利。

楚渔先生观察到的这一个现象，也引起我的思考：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楚渔先生的说法是，“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维习惯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社会规范影响慢慢形成的。”（P128）

对于此一观点，前半句我不能苟同，后半句我完全赞同。

先说我为何赞同后半句。我是赞同这个意见：思维习惯并非天生，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社会规范影响慢慢形成的。

在我的理解当中，思维是这么一件事情：人作为生物，生来具备各种周期性的生理活动。比如心脏，就在秒的水平上做周期性活动。呼吸也是如此。这种节律性的生命活动，都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意识活动，同样是如此。所以，我经常调侃说，意识的活动，也是有起搏器的。它也是周期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命体征。

说得稍细一点，人有“脑欲”。大脑不断地释放出“智慧泡”。这是和心跳、呼吸等生命活动性质相同的周期性生命活动。这种智慧泡释放的频率，不会是千分之一秒，或者一个纳秒（10ˉ⁹秒）、一个皮秒(10^-12秒)、一个飞秒（10ˉ¹⁵秒）。飞秒时间太短，即使是每秒飞行30万千米的光速，在一飞秒内，也只能走0.3微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的百分之一。在这种短时间内，人的脑子哪有那么快？即使能够这么快的冒泡，大脑也“意识”不到。当然，大脑也不会笨到一个小时或者一年才意识到一个智慧泡。

这个意思，简单来说，即是大脑周期性地冒泡，在我理解，这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生理基础。或者说，思维活动，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其实不过是大脑在不断地冒出智慧泡。这个泡冒得是很有节律的。

这个节律大概是怎么样的？我自己的观察，尚有两点结论。其一，这个智慧泡的周期性，其时间特征，是在“秒”的水平上。其二，它通常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起作用。

这个节律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每秒每秒地释放智慧泡？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简单来说，这应该是大自然，或者，拟人化一下，是造物主的基本策略。每秒钟大概冒一个智慧泡，底下的支撑机制，可是很复杂、很庞大。古代观察家对这个问题另有说法。一个说法是，一刹那间，有900个念头生灭。这是个什么概念？大略的情况是，一秒钟，有四弹指，一弹指，有60刹那。这样算下来，一秒钟时间，大脑当中，其实有21万6千个念头生灭。但是我们意识得到的，一秒当中，顶多只有一个或几个念头而已。

每秒钟，大脑当中，有21万6千个念头生灭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比这个数字更大，我认为也完全可能。这个问题一下子不能谈得很清晰，涉及到大脑工作的分子机理，太复杂了。不过其合理性可以想象。因为，一个分子里的一个原子完成一次典型振动需要10到100飞秒。完成快速化学反应通常需要数百飞秒。光与视网膜上色素的相互作用（产生视觉的过程）约需200飞秒。也即是说，理论上，一秒钟时间，光与视网膜作用，发生视觉反应，可以是多少次呢？可以是5*10¹²次。这是5万亿次。所以，潜意识当中，大脑每秒钟有21万6千个念头生灭，有这么多次“振荡”，应该是好理解的。

为什么说，这个机制，是大自然的基本策略呢？因为造物主确实经常使用这个办法。造物主仿佛有意志，为了达到目的，为了保障结果的确定性，或者说，为了保障分子是1而不是O，她经常把分母搞成天文数字。以极大的分母，保障结果的确定性。举例来说，男人的精液，每毫升当中的精子数目，通常是6千万到两亿。如果是6千万以下，则容易导致不孕不育。而实际起作用的精子，只需要一个而已。

说思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这个机制，其实是可以不说的。说得深一点、细一点，只是想强调：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古人今人，思维活动的生理基础、生物学过程，是同一的。

那么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思维方式是思维活动发生之后的事了。当然，反过来，思维方式确实可以影响乃至决定思维活动。形象地来说，思维活动好比从泉眼当中沽沽冒出清泉，这些清泉，在地面上累积并要流动。累积的水体，与地面相互作用，会洗出沟壑。这个水沟，是水体与地面相互作用形成的。一旦形成，它就对沽沽冒出的水体，起到引导的作用。水体在水沟中流动，又将水沟冲刷得越来越深。水与沟，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这便是思维和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的故事了。

楚渔先生说，“思维习惯并非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受社会规范影响慢慢形成的。”我同意楚渔先生的意见，并用以上文字，交待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我认为，思维是天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命活动，而思维习惯，确实是后天的。每一个新生的个体，都是在后天，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思维习惯。个人的思维习惯，与民族、国家等集体的思维习惯，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两者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上述的比拟有一些道理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点点推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改变？从水体与河床的关系当中，可以猜测，在如下几种情况下，河床有可能改道：其一，发生地壳变动的时候，如大地震；其二，突发大水的时候，或者大干旱的时候；其三，像黄河一样，水中泥沙携带量甚大，沉积在河床上，积久使河床高出地面，乃至要筑很高的堤坝来规范水流；其四，人为建大坝，开运河，如南水北调等。

现在我再说说，我不同意楚渔先生所说：“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思维模式”。

我认为，楚渔先生确实看到了西方人在锤炼思维工具方面所做的杰出成就。但是，他后面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落入了窠臼，掉在一个俗套当中。中国人由于近千年来一直挨打，所以有一个痛苦的挨打情结，所以打出毛病来了，天天反思，我们为什么落后？

楚渔先生在其著作的最前面，《写在前面的话》当中，即反复诘问：“如果我们中国人聪明，为什么我们总是损害自己个人的私利呢？如果我们中国人聪明，为什么近千年以来总是被外人算计呢？”“作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此‘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干蠢事呢？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辱、被人宰割。”“如果我们是个小民族，可能还可以理解，弱肉强食嘛。可我们是一个大民族，而且不是一般的大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民族，这就很难理解了。”（P003）

这样一种诘问，是作者思考和写作此书的原点、出发点。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情感，这也是一个能够引起中国人共鸣的话题。每个中国人内心均有一个伤痕。挨打、羞辱，是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是共同的民族记忆。我听说，楚渔先生与民族英雄岳飞有很深的渊源。所以，作者心中的这个伤痕，更深更远更痛。“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只不过，在这种情识的作用下，作者从一开始就落入窠臼了。这叫“一念无明”。问题刚一提出，就已经陷入妄想。“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关于这个意见，此处我只谈两个具体内容。

其一，生存本身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被人欺辱、被人屠杀、被人宰割，是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楚渔先生说：“如此人口众多的一个超级大民族，而且还是一个统一民族国家和有着一致的文化认同感的巨大群体，竟然被我们小得多的小国家小民族欺辱和屠杀，恐怕全世界的文明史找出第二个例子来。”在此一节当中，我认为，楚渔先生犯了颠因倒果的错误。

我认为，中华文明最杰出的成就，就是虽经历无数次的被欺辱被屠杀，生命虽死，慧命长存，终于形成了人口如此众多的一个超级大民族，形成了一个统一民族国家，形成了有着一致的文化认同感的巨大群体。这是举世无双的成就。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这样强盛的生命力？我记得，中国是在秦始皇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国家，而欧洲到现在也还是一个欧盟共同体而已。

西方固然锤炼了锐利无比的思维工具，在地下沉睡亿万斯年的煤和石油，中国古人断断不敢乱动的山河大地、树木矿物，也都被西方思维及其工具锤炼成了坚船利炮、彩电冰箱、高楼广厦，然则，小小寰球，近年似已不堪重负。“后天”的灾难，不知西方思维能不能克服？

其二，“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真的是传统中国思维的全部吗？或者说，自宋以降，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确然代表了中国思维的整体水平吗？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给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一个别样的答案了。

看了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全书，我发现，楚渔先生完全没有涉及传统中国思维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体。

中国传统思维，据说经过了长时间的大融合。“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百度百科：三教合一）

如果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其根本特征仅仅是“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我实不敢苟同。若贸然做此判断，实在有失公允，失之草率。

我不揣冒昧地说，楚渔先生对于佛家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不能做出正确评价。锤炼思维工具，确乎不是佛家所认同的价值。楚渔先生，将西方思维，以及西方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若以佛家眼光观之，已然落入“第二念”，属于世间学问。“古希腊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博学不等于智慧。”（P137）此一判断也适用于本书。

自东汉以来，中国最聪明的人都在做什么？都在学佛而已呀。自古以来，人类最伟大的留学生是谁？难道不是唐玄奘吗？世界上阅读和注解最多的两本书是什么？据说是《金刚经》和《圣经》。当然这个说法不一。不论怎样，佛家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模糊、混乱的僵化思维”之体现吗？佛若在时，不知该怎样评价这个说法。恐怕他只能摇头兴叹：众生愚痴，流转生死。

结合前面讲的思维活动，西方的最高成就，乃是把流出的沽沽清泉，锤炼成锐利的思维工具；而东方的最高成就，难道不是在截断这股沽沽而出的泉水，藉以跳出轮回，以免“流浪生死，六道受苦”吗？

别说锤炼思维工具了，佛家的价值观当中，是深以“第二念”为耻的。你冒出念头来，已经是落入下流了。妄想分别执著，一切的烦恼，都是由此而生。怎样转识成智？中国古人一直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当每一个智慧泡冒出来的时候，你要发起大的勇猛精进，立即将其扭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上！如此，短则一至七天，长则三年五年，你就可以即身成佛，永脱轮回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全世界最聪明的中国人，不去锤炼思维工具？因为大家在念佛、在参禅，都不屑去做那二流之事。

什么时候，作者以其大智慧，深入经藏，有所亲证，他定当转变观念，放下执著，并深以作中国人而庆幸。所谓是：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

南怀瑾先生，多次赞叹西方的大科学家，是大菩萨再来。为什么？因为西方科学家努力锤炼思维工具，到今天，这个工具已经锐利到可以用来理解佛家的思维方式了。过去，佛说一杯水里有八万四千虫，人民无法相信，除非开了天眼。现如今，有了显微镜，这个事情被证明了。过去，佛说世界是“一合相”，人民无法理解。现在，科学家揭示出来，所有物质，确实是由相同的基本粒子所组成。过去，佛说，“心物一元”，“一切法唯心想生”，人民很难相信。现在，量子力学的发展透露了消息，此事可能是真。而日本江本胜博生“水知道答案”的实验，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实在比任何伪科学更深更广。

我相信，包括佛学在内的东方思维方式，终究会被西方人锤炼的思维工具，证明是根本智慧。此事或许要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的预言：“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同样是英国人，不知道李约瑟与汤因比谁比谁更伟大，谁的意见更正确。楚渔先生说：“受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四大发明’的作用没能延伸扩大，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如中国人拿火药主要做了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拿来充当了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基本上是用来看风水，没有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助推器。”（P109）

“针对这一反常现象，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针对这一情况，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P109）

究竟什么才是反常现象？这实在是取决于思维的角度。长久来看，火药也许更应该用作“民间娱乐的烟花和爆竹”，而不是“迅速拿来充当国家强大的暴力工具”；指南针就是应该用来“看风水”，而不应该“像西方一样充当资本开拓的助推器。”

我很高兴地看到，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虽然不能说绝对比李约瑟牛B，但他的确是个人物：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十二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注）

站在汤因比的角度，看李约瑟的“难题”，他该说些什么呢？如果谦逊一点，只好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而已矣。要说得难听一点，只怕还是适用古希腊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

后记：

我写完此稿，交由罗立为先生审读，他给我讲了一段李约瑟与黄仁宇的故事。我听了以后，总觉略失厚道。但若果这是事实，又当如何呢？

罗立为先生说，李约瑟37岁才接触中国文化和文字。原因是他把来自中国的女研究生鲁兆珍肚子搞大了，丢了教席。这下没辙了，只好在中国故纸堆里拨拉一点鸡零狗碎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剪贴到一块儿，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在欧盟和美国学界，是没有什么正经人看的。因为鲁兆珍是学英国文学的，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于是就找到了一个在美国三流大学也丢了教席、半路出家的末流学者，叫黄仁宇的家伙，来替他“把关”。黄仁宇对中国历史文化当中那些鸡零狗碎的奇技淫巧，纯粹一个半吊子——二百六引导二百五，于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就被李、鲁、黄炮制出来了，而且在文革的中国得到了出版。李约瑟暴得大名，成了神州大地无人不晓的“著名英国学者”。黄仁宇先生，也由此晋身，他在美国怎么也无人问津的书稿《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也随后突然被控制极严的中国大陆出版社隆重推出。黄仁宇也成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一个在美国三流大学还保不住教席的狗屁教授，在中国倒成了比麦当劳还红的黄教授——与李约瑟并驾齐驱。

他说，这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与思维的悲哀。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追求真理与科学的勇气，而且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有来头的学术二百五，缺乏敢鉴别的勇气。一不留神，就为学术骗局为虎作伥。

包括科学院院士，又有多少是真材实学的呢？什么三聚氢胺，什么圣元奶粉。“中国专家”真是斯文扫地。

所以，中国学界，要恢复自己的童子金身，可能还要一千年？

字数：6，156

日期：2010-8-24

注：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1911年毕业。其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