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各大网站又曝出了一条令中国民主法治蒙羞的新闻：陕西渭南警方跨省进京抓走作家谢朝平。实施抓捕没有合法手续，查扣物品没有依法留下清单，口头只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警方执法失范让网友们愤愤不平，也令人一头雾水。

我想，作家自掏腰包五万出版纪实文学《大迁徙》，自费出版，都贴钱了，何来“非法经营”之嫌？即便出版手续不规范，那也是杂志社工作失误，与作家本人何干？再退一步，即便作家真的“非法经营”，那也是工商部门的查究职责，何必有劳七名警察大驾，威猛亲临作家寒舍，演一出京城夜袭呢？

看来，欲加作家之罪，定非警察所言之辞。“非法经营”或许是一个地方官员政治遮羞的障眼法，或是又一个现代“文字狱”的迷彩幕布。文字狱，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魇，今天，这个噩梦让作家谢朝平有幸体验了。有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说过，不坐过牢的作家，只能算半个作家。感谢渭南警方，这回栽培和拔高作家谢朝平了。

谢朝平作家也真够迂的，没事要去搞什么纪实文学《大迁徙》呢？三门峡遗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您一个小小笔杆子应该提的吗？您实在闲得慌，不妨可以学学张悟本和李一，虽然胡编乱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但市场火爆，应者群集，趋之若鹜，警察也从未出面说人家出书涉非法经营，更甭提捉拿归案了。现在人心浮躁，纪实文学哪有什么销路？您没看见《十月》《收获》《小说月刊》都躲在书摊角落苟且喘息吗？即使警察不抓您，您自己也是自寻死路，不饿死也得冻死、病死、穷死。

可谢朝平作家偏偏还有传统知识分子那股耿劲儿。《大迁徙》在以《火花》杂志增刊形式出版之前，想必吃了不少出版社的闭门羹。这种纪实题材的作品，出版社生恐承担政治风险，又无市场盈利可期，自然冷面相对。《大迁徙》于是像韩寒《独唱团》一样怪胎出生，也就不足为奇。

渭南警察抓作家谢朝平，客观上为《大迁徙》做了一次事件行销和免费广告。此书原来出版都难，现在恐怕要不畅销都难了。大家很好奇，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禁书，让渭南长官如此切齿？我没有读过《大迁徙》，故不置评。据媒体报道，那是作家本人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大迁徙》想必也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之作。所谓纪实文学，那就是实话实说，难免拔萝卜拖泥，把辉煌粉饰下一些脏的、乱的、差的、丑的、恶的东西，一锅出。莫非，一个个被标榜为“伟大的工程”后面，潜伏着一座座移民们长期累积的民怨火山？莫非，《大迁徙》揭露了某些地方强权势力的历史原罪或现实作孽？莫非，《大迁徙》触及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根敏感神经?

中国警察PK记者作家，谢朝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远的历史搁置，早些年丑闻不提，光近两年都不乏轰动案例：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遂昌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前几天，四记者采访伊春空难，遭当地警方强行关押。警方虽事后道歉，但司法公权力公然践踏新闻监督权，岂是一声“道歉”就可了事的？

不难发现，在追捕记者作家的警察背后，撑腰或指使的其实就是地方政府长官，以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居多。为什么县委书记容易制造“文字狱”呢？因为县委书记最具备制造“文字狱”的条件。一方面，县委书记都具有制造“文字狱”的动因。县委书记虽然只相当于九品芝麻官，但却是一方“诸侯”。在自己地盘上，唯我独尊，不可一世，如有异己，必予铲除。记者的负面报道，作家的纪实文学，都是揭露丑恶，那简直是让书记脸面难堪，毁书记仕途，必以“敌对势力”法办。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制造“文字狱”的权力。一声令下，一呼百应，公安局作为重大案件即刻抓捕侦破，检察院火速起诉，人民法院立马审判。不管你是哪里的记者还是作家，你揭露老子画皮，老子有权就抓你。看来，抓记者作家的其实不是警察，而是县（市）委书记。此次渭南警方抓捕作家事件，也一定是当地官员的权力在伸手。

按理说，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中国，绝不会让封建社会的“文字狱”死灰复燃。因为“文字狱”乃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历朝历代，罄竹难书。秦始皇有遗臭万年的焚书坑儒。清帝乾隆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透过《清代文字狱档》文献，血雨腥风透过纸背。封建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当代“文字狱”有时很生猛，连普通百姓的网络发帖（相当于古代市井之言、坊间茶话），都不放过。自重庆“彭水诗案”开“文字狱”之端后，又出现了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海南“儋州歌案”等等。虽然具体情节有所不同，但特征相同：一是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议论和监督的权利被剥夺。无论公众采取合法正常的途径发表意见，还是被迫采取非正常途径发表意见；也无论这些意见是基本正确还是有所偏颇；只要是对官员进行了批评，都会被官员视为“诽谤”，当事人无不遭遇制裁，甚至牢狱厄运。二是公共权力成为官员压迫群众的工具。公检法这些国家机器，本是社会公器，却成了官员可以指挥、操纵的私器，上演一幕幕公权力干涉司法的闹剧。

“文字狱”不断发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亵渎，是对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否定，更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知情权和媒体监督权的剥夺。在现代社会，司法公正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如果偏离公正的轨道，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必然直接损害公民的切身利益，损害司法、行政等公权机关的形象与权威，最终彻底丧失民心，政息人亡。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强调，要健全依法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要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渭南官方和警方听到了吗？

鲁迅笔下的“铁屋”，让人窒息；柏杨笔下的“酱缸”，让人忧伤。但当代中国毕竟已不再是昔日封建专制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不容轻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尊严不容冒犯。也许，还会有下一个被抓捕的记者作家，会有下一个遭“文字狱”的普通公民，但不管怎样，我们要响亮地呐喊那句久违的口号：

放下你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