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里，发“虚妄”之辨，从“血肉——灵志——精神——命运”四者关系出发，戳穿三坟五典、诸子百家里的“妄言”与“怪诞不经”：它们以为人事之外另有超强的主宰物，有意志和情愫，人必须听其指使，为其服务，那怕为此付出生命，否则，报应会如影随形。
　　王充确有“非孔”之说，但他的《论衡》还是旨在道明“人以宏道，非道宏人”（孔子语）。“人以宏道”，道——精神也，且是“道在人里面，非人在道里面”。
　　这是中国关于物质与精神（确切地说是“骨肉面相”与“人生命运”）最有思辨意义的认知。但中国老百姓，终于困在物质与精神的不自觉里面，虚耗了太多精力于庸碌琐细物事，难以自拔。
　　胡适认为：中国人其实是重物质，而不是重精神的。依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人的生存的烦恼和痛苦，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大多数为物欲所累，成为物欲之奴，而不自知。
　　现今中国有句“理直气壮”的话：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物质上不去，生存的面包也没有，还谈什么精神享受，谈什么爱呀、恋呀……
　　只要稍加思索就可知晓，这是享乐者纵欲的借口。试把原话变一变，他们的原型便毕露了：物质（金钱）是享乐的基础，物质上不去吃喝也没有，谈什么享乐，谈什么嫖呀、娼呀……
　　物质和精神本来只是哲学的命题，是很严肃的词语。
　　物质并不是指具体的物品，椅呀凳呀等日用品只不过是物品，但它们虽名称不同，却同有物质的属性：客观存在。是的，物质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
　　精神并不是指一切感觉感官上的渴望，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等层面上的认知。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信念、意志、信仰、自制、理性，它绝对是与感官上的纵欲相对立，例如：纵欲是一种感受官刺激，自由则是一种精神，然而好多人错认放纵为自由。
　　精神永远是在物质之上，也只有人才拥有的一种对感觉的升华，是物质的过渡与回归。如果没有了精神，物质的那种客观存在便没有了目的性。为存在而存在是不合符人的理念，人的理念应是：天下物为我所备（孟子语）或管子说的：制天而用之。
　　鲁迅是知道中国人心态的。中国人是一群功利世俗群体（这并不排除个中有超脱之士），鲁讯直称他们为“庸众”——他们说改革，往往会将新的事物变为合符自己的模式，从没想过自己要不要变革。这样很不好，容易把物质和精神变为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最好借口。
　　物质固然是精神的基础，但一旦丧失了精神，人只不过是一团血肉，与虎狼之流一样；但一有了精神这种对一般感官思维层面上的升华，人才真是“天地间之灵秀”。
　　物质不是吃饭的代名，精神更不是享乐的替代，他们是人成其为人的两大明证，首先存在着，同时超脱着。人应该表现为一种精神、一种生存态度：积极的、形而上的，才是真正地以人的身分活着。
　　——人因这样而有道，有进取，因而才能“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