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德老人是杨开慧烈士的嫂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她曾回忆过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的青少年时代，原文如下：

       一九二一年主席与杨开慧同志结婚，一九二二年生了毛岸英、一九二三年生了毛岸青、一九二七年生了毛岸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疯狂地***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革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时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当时敌人很猖狂，环境很险恶，敌人到处抓毛主席，使毛主席他们活动很不方便，毛主席就对杨开慧讲：“我们不能再在一起了，在一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们被敌人发现，不仅是杀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给革命造成损失的问题”。于是，毛主席就把杨开慧和三个孩子送回湖南，安置在我们家里。

       杨开慧回到家乡，遵照主席的教导，一方面准备外出干革命，一方面干家乡的革命工作。那时我们住在湖南农村，她把周围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她在当地的群众中，广泛地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三O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多个武装特务包围了我家，杨开慧和毛岸英不幸被敌人抓住了。

       一九三O年四月二十四日杨开慧同志牺牲时，毛岸英只有八岁、岸青只有七岁、岸龙只有三岁。八岁的岸英在监狱里也遭受了敌人的毒打。敌人杀害了杨开慧同志，又想来杀害毛主席的三个孩子，一部分特务主张把孩子杀掉，斩草除根，另一部分特务主张把孩子放了，当毛主席来救孩子时，趁机抓住毛主席。敌人处于这种险恶用心，不久就把三个孩子放了，孩子们身后经常跟着几个特务，那年头谁敢收留毛主席的孩子，就得冒着杀头的危险。我们带着孩子有一次跑到一个亲戚家里，一看是我们，马上就把门关上了，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受到敌人迫害，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从不敢甜甜地睡上一觉，一听见风吹草动，孩子们以为特务抓他们来了，马上就惊醒了，他们不敢随便走动，一出门就碰上特务，就这样熬过了两个年头。

       一九三二年，毛主席来信了，要我们按信上规定的时间，把孩子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如果过了时间就千万不要送了。我们和杨先生生前的一些朋友商量，决定了去送。在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带着孩子们到他母亲坟前去，向他妈告别，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妈妈是怎样一个人，她是怎样被反动派杀害了的，教育他们说：一路上你们不能再叫我舅妈了，不然敌人发现，就会知道你是毛主席的儿子了。孩子们问那叫你什么呢？我说：你们都叫我妈妈。孩子们叫我一声妈妈，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难受一阵子，孩子们从小就失去了妈妈，现在又被敌人迫害，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投，我若不好好照顾他们，怎能对得起他们为中国人民昼夜操劳的父亲和他们为革命牺牲的母亲呢？

       因此一路上，我就像母亲那样照顾他们，送孩子的时候，正值年关飘着鹅毛大雪，刮着刀子风，那时我们很穷，杨开慧和杨开明牺牲了，尸体都无法收殓。这次向亲友借了一点钱，只好雇一条小船，终于在指定的时间把孩子送到了预定地点－－－－上海马非经路开升祥酒行，这里是党的地下活动站，那天晚上毛泽民接见了我们，第二天主席工作顺便也来这里看了我们一次。主席交待毛泽民同志要更好地照顾三个孩子，说完就走了。毛泽民同志把三个孩子安排在附近一个小学校里学习，这个小学也是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孩子们哭着要跟我走。一个星期以后我去看他们，他们学习的很好，后我就要回家了，泽民同志劝我不要回去了，但我决定还是要回去，泽民同志就说，回去也可以，但今后还要受较长时间的苦，不过你们要记住，革命最后要胜利的。

       我刚走不久，这个党的地下机关，就被敌人破坏了，孩子们被特务赶了出来。机关的一个同志想到毛主席的第三个孩子正在发高烧，于是就满街去找，后来终于找到了，就领着他去，由于岸龙正生病，这位同志就把岸龙放在一个老农民家中，这家农民只有夫妇两 人，他们同意了。当时这位同志说，过两天就来接，但是后来由于革命需要，一直没有去接。到一九四七年，我们去找，那儿人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岸龙到现在也下落不明。

       岸英、岸青跑出来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一九五O年，岸英回湖南看我们时，回忆了那一段流浪生活。他和岸青被赶出校门后，一直在街头流浪。他们被一个大流氓抓去，给资本家当佣人，岸英侍候大老婆，岸青侍候小老婆，孩子们不会侍候就要挨打骂，有时一边作事一边挨打，后来资本家不如意就把他俩赶出来了，两兄弟又过着流浪生活，住在破庙里。他们第一天去拾烟头卖，但换来的钱还不够一个人吃。孩子们为了活下去，就想起办法来，拾烟头养不活自己，第二天岸英就在门口写了一张纸条：“我会讲故事，谁来听。”可是根本没有人来听，兄弟两人正发愁，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卖报，于是他们就去问那报童怎么个办法卖报？那孩子说：你们要有钱才行，可是岸英兄弟俩那里去找钱，报童也是穷苦家的孩子，他很同意他们，就说：你们可以上我家去找我爸爸，如果我爸爸同意给你们作保，你们就可以先拿去卖，以后再还钱。于是岸英兄弟俩就去找报童爸爸。他很同情他们说：我可以给你们作保，但是你们不要害我。这样俩兄弟就被介绍卖报、卖油条，遇到不少困难，那时假钞很多，要是接到假钞票不但不给津贴，还要挨打挨骂。有一次岸青又接到假钞票，又挨打又挨骂，他气急了就在电线杆子上写了一条标语：“打倒帝国主义”，碰巧被特务看到了，就揪住他毒打，耳朵也被打聋了，特务还拿火夹子猛打他的头部，打的他头破血流，岸青的神经病就是这样得的。这以后岸青就只能躺在破庙里头，只有岸英一人出去叫卖来维持两兄弟的生活。岸英五O年回长沙时，回忆这段流浪生活说：这五年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三七年，我们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主席身边，主席就把他们送到苏联去了，岸英进了国际儿童教养院，岸青去苏联治疗一年恢复了健康，一九三八年也进了国际儿童教养院。他们在苏联学习了十年，毕业后回到延安搞翻译，一九五O年毛主席把岸英送去参加了志愿军，后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那时岸青在中宣部搞翻译，由于他脑子受过伤，岸英牺牲的消息一直不敢告诉他，五二年不知他从哪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头脑受了刺激，脑子又不清楚了，后来又送苏联疗养，六O年回国脑子仍然不清楚，中央首长接见了他，见他脑子还不好，就悄悄把他送大连去疗养，怕主席知道了心里难过。六二年病情好转了，这一年五一节，他到北京见了毛主席，主席很高兴，跟他谈了话，后来他要求工作，中央首长说他有病先疗养。他又要到我家来参加劳动，但他外婆去世了，不敢让他知道，我们不让他来，现在他还在疗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