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北京离休老干部的电话，主要是说在媒体上看到，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很热烈，他感到高兴，也向我表示祝贺，因为“你作为一个深圳人，会感到骄傲”。当然笔者很感激他的鼓励。不过深圳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期间，笔者一直在外地，未能亲历；但作为有25年深圳特区户口并曾有长期在市政府衙门工作经历的人，笔者对深圳特区很有感情。说实话，笔者曾经为自己是深圳特区人而骄傲和自豪。但如果说笔者现在应该感到骄傲，心情却十分沉重。思来想去，笔者找不到应该骄傲的感觉。

笔者曾经为自己是深圳特区人而骄傲和自豪，主要是因为笔者在中国改革家梁湘主政深圳时，就成为了深圳特区人。那时笔者22岁，大学毕业两年，见证了在梁湘领导下深圳特区的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笔者想，1986年以前来到深圳的人们，都会具有笔者相通的情怀。

1998年12月13日，89岁的梁湘在近10年的“长期审查”中于广州病逝，从此沉冤“广州革命公墓”，死不瞑目。但是，深圳人至今都在缅怀他。

自1989年9月14日，监察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的职务，并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后，深圳人一直私下反对这个决定。15年后，深圳人忽然公开为梁湘鸣冤叫屈。2004年3月《炎黄春秋》杂志《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中，也重提邓小平对梁湘主政时期的深圳的称赞好评：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并为他在深圳的题词的深刻内涵作了最准确的注解：“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邓小平后来还很明确地对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说：“梁湘思想很解放，你们应该到深圳特区看一看。”2004年6月，多家党报以《1989年，“洋浦风波”震动中南海》为题，歌颂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1988年走马上任后，把洋浦开发列入全岛五大片区之一，要将洋浦建成中国第一个“自由港”，使洋浦变成海南西北部一个具有热带海滨特色的重化工港口城市。“洋浦模式”设想在不侵犯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放手引进外商，其原则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说了算；企业经营自主权，管理权上的事，外商说了算。即“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一些国外财团，纷纷对洋浦产生兴趣。可惜后来洋浦模式引起轩然大波，梁湘被撤职。2004年8月，《南方周末》以《梁湘：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为题，直接赞扬梁湘说：“深圳特区的大规模建设起自于梁湘。于是，就有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这样的神话”；《南方都市报》在《坐不住的慈祥老人》报道中，不仅详细描述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向小平汇报前后经过，还刊出了1984年邓小平抵达深圳受到梁湘热烈欢迎的大幅照片。

那次深圳人公开为梁湘鸣冤叫屈，源于对《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3月2日《盘点落马省部级高官》一文将梁湘列入《知名贪官录》的强烈反弹。该文将梁湘与近10年查处的“省部级大虫”李纪周、李嘉廷、石兆彬、慕绥新等贪官相提并论，深圳人义愤填膺，要求撤销他“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的不实之词。

梁湘1919年9月出生于广东开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仅17岁就加入中共。1981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记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梁湘来到深圳时，深圳人只在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挖山、填沟，当时的深圳只是要建一个工业区。梁湘想，深圳经济特区面积有3275平方公里，若以0．8平方公里开始缓慢移动，要多少代人才能完成？城市建设必须规划先行，规划也是生产力。梁湘立即亲自组织起一个拥有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以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敢于创新、敢于开拓的精神对深圳进行更为广泛的深入调研，数易其稿形成首部《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

有了这个大纲，才有了深圳近30年来始终保持高速有序飞跃的发展指南。

但虽有如花似锦的规划蓝图，没有精兵良将却等于空头支票。梁湘主政深圳时，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千余人，而其辖属的宝安县仅有一名工程师。在梁湘的主持下，深圳市委定出7条吸引人才来深的具体措施，一个特区新的用人机制建立起来。深圳“招贤团”前往内地各大城市，登报招聘各类人才。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拥有2万多人马的某部，应梁湘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请求，集体转业深圳，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承担基建任务，此举使特区迅速高楼林立。由于深圳突破了传统用人机制的梏桎，优秀人才士争奔深圳，1983年底与1979年底相比，深圳干部平均年龄从43岁下降到37岁，大专以上文化学历的干部从原来只占干部总数的8％上升到21％，建筑队伍从几百人增至10多万人，深圳特区能够自行设计、施工30层以上的高层楼宇。正是梁湘架起了一条吸引海内外人才精英的“深圳人才大桥”，深圳才有了聚四海之英才建深圳的人才保障机制。

梁湘一开始就主张“把深圳特区建成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城市，并力主城市建筑艺术的多样化、个性化、人文化，既包含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又要吸取外国建筑艺术的精华。”但这样高标准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在听取“借助香港卖楼花预售住宅楼宇的办法，把钱用活”，解决兴建基础设施工程所需钜款资金的建议后，梁湘果断地说：“我们就这样干。”梁湘又强调，在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时，要给予第一批前来深圳投资兴业的“勇敢分子”以特殊优惠的待遇，使他们获得合理利润。梁湘有一个“蚂蚁论”：“我们一定要清除‘左’的影响，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给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他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在梁湘的主政下，外商安心于在特区内兴办企业。据当年秋深圳对148个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进行调查的资料显示，盈利企业占80%，利润高达20％以上。

梁湘到美国考察回来后，清醒地意识到深圳要办外向型的工业，要以科技进步、经济效益着眼去开拓；从引进中小客商的少额投资转向引进大财团、跨国公司；从引进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这“三来一补”项目转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项目：从特区土地零星分散的开发，转向成片开发，连成一体。日本前首相曾根康弘特地派遣了访华团，专程来深圳考察，结论是：深圳是全世界投资环境最好，收益率最高的地方之一。由此，到深圳投资的客商一下子从香港拓展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由简单的“三来一补”发展到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兴办大型综合性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令世界震惊。

梁湘还将“科教兴市”落在实处，首先是把提高教师、科技人员待遇提到市长工作重要日程上来。他把一张正在施工中的住宅楼一览表压在玻璃板下，其中特别标明完工日期，要秘书不断催问。只要已交付使用就让教师们搬进去，而党政干部住房安排则排在教师后面。第一个教师节，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梁湘提议教师工资要比党政机关高20％。梁湘还亲任深圳大学筹备小组组长；深大于1983年7月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校舍借用宝安县委的办公大楼，梁湘下令7月1日前县委要搬走。除深大外，深圳还办起了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各类中专和一批中小学以及众多的业余教育网。梁湘受《第三次浪潮》一书和美国矽谷的启示，认为在借鉴国外科技发展的经验时必须立足国内，改革科技体制，探索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1984年初，中科院与深圳市决定合办深圳科技工业园，总目标是：在特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使用中科院及国内其他部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深圳拳头产品，迅速打入国际市场。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梁湘能顶住“变天”论，坚持改革不回头。邓小平说“梁湘思想很解放”，有大量事实为依据。梁湘以敢想敢拼而闻名，是一个“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勇士。从梁湘到深圳的那一天起，攻击梁湘“变天”的政治大批判就始终没停止过。有人说，“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在新华社权威《内参》上刊出题为《旧租界的来由》的重头文章，暗示深圳经济特区变成“新租界”。内地有的老革命虽未来过深圳，但听到深圳“变天”竟痛哭：“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封封告状信寄到北京，大有打倒梁湘、砸烂深圳特区牌子之势。对于这种“改革者成被告”的困境，梁湘却能天天顶着流言蜚语义无反顾地干下去。直到1984年1月29日，亲自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后，梁湘领导的深圳特区才渡过险滩。

所以，深圳人至今仍然常常说一句话：“没有梁湘，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梁湘在深圳，始终是一边改革开放，一边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势头。1982年春，在梁湘“老虎屁股就是要摸”的主张下，对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参加革命40年的郝敏腐败案一查到底，将涉及省市64个单位、575人的郝敏案结案，郝敏被判11年徒刑，其五毒俱全的亲家林成伏法。人们今天回顾深圳的改革历史，梁湘主政的深圳时期，是深圳党风最好、政府威信最高、干部最廉洁的时期。这一切，都是梁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怒发冲冠，严惩腐败手不软”的结果。

从1981年3月到1986年，在梁湘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短短5年里，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奇迹般屹立在南海之滨。仅1984年这一年，深圳人均国民收人就达到1000美元；从1980年到1984年深圳的国民经济指标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梁湘用开拓和创造的彩带将各色土地串织成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

1984年7月28日，净重4吨长达56米的巨型铜雕“孺子牛”诞生了，它安置于深圳市政府大院门前的广场上。而今，梁湘不在了，常常有一些深圳人来到这“孺子牛”前，说：梁湘，你就是一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孺子牛！

梁湘主政深圳后的深圳，是一个几乎天天有激动人心事件的真正改革时期。主要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杀出一条血路”，解决了如何办经济特区的问题；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大胆改革和探索，对后来全国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三是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特区理念，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对全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带动、激励和促进作用；四是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且生产总值以年均35％左右的速度增长。然而，梁湘及众多改革者，似乎最终无力逃避中国历史上“改革者没有好结局”的命运。

路人皆知，1989年9月有关部门宣布“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只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些人要结束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改革。梁湘的蒙冤，意味着真正的改革时代被强行终止，从此打开了“全党贪污，整体腐败”的闸门！

毫不客气地说，如今深圳的所有成就，都建立在梁湘主政的基础之上。许多的所谓改革成就都是在梁湘的雏形中小修大补，并无实质性突破。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与梁湘时期相比，倒进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比如2009年底深圳颁布的《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提出14条非正常上访行为，包括穿状衣、静坐、自残、自杀、无理取闹、拦截机动车辆、纠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将采取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劳教等手段严厉处罚。连新华社都带头质疑、批驳，体制内学者、法律界人士等将其视为非法、甚至是恶法。深圳恶法被普遍认为堵住了访民的路，由此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是将引发杨佳事件层出不穷。有深圳网民讥讽说：“深圳可是特区啊，全国其它地方只做不说的事情，到了这儿可以公开吆喝！”另有深圳网民指出真正制造“非正常上访”的罪魁祸首，不是上访人的组织者、不是上访群众，正是因为政府不为民做主或者不维护群众利益所致！

尤其令人气恼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8月下旬在深圳讲话，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深圳媒体基本不提这个问题，采取了封杀或回避态度。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篇署名文章说，温家宝8月下旬在深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引起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但是深圳电视台9分钟特别新闻节目中，删掉了这部份内容；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转载新华社《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以及刊登该报更加冗长的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都是有关温家宝考察深圳的“纪实”，但却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新华社8月21日的电讯详细记录了温家宝在深圳的活动各项内容；而《深圳特区报》事无钜细报道了温家宝在深圳的考察内容，却封杀其有关政改的讲话。

其实，这在深圳已不鲜见。早在2005年9月13日，温家宝就呼吁深圳充当做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但深圳的反应却半冷不热。当年10月5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公布一项网上调查，结果显示87%网民觉得“深圳政府改革创新勇气与魄力尚不够大”。当时温家宝南巡深圳时，曾15次提到“体制改革”四字；但在温家宝离开深圳后的扩大常委会议和向在深担任过副市级以上职务的老领导传达温家宝讲话精神的两次传达之中，当局绝口不提“体制改革”。当时《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文章，回应温家宝南巡深圳的讲话精神，话中有话地强调：“事业的开创性越强，风险就越大。”被认为是不满温家宝要求深圳在体制改革上走在全中国的前列。

深圳以前的体制改革让这个渔农小村成为全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可今天的深圳领导对于改革本身却似极为抗拒；把体制改革形容为“风险和代价都极大”的事情。那次，温家宝还强调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已经起飞，今后也要扶助中部和中西部崛起；官媒《深圳新闻网》的文章却指出：“深圳的发展告诉了世界，中国共产党是懂抓经济的”，“不会搞‘一平二调’”；将邓小平倡导、温家宝强调的先富帮后富精神指责为毛泽东时代“一平二调”的“刮共产风”，令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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