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富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受地缘关系和家族背景，靠着前瞻性白手起家，如典型的是浙商和粤商；其二为官员空降国企，在企业改制时，顺理成章成为企业掌控人或借壳起家；其三为红色家族，因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可轻松取得独占事业领域的资源。

大陆建政，本身就是以掠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起家，称“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别人的财产、土地收归“国有”、“集体所有”（实为“党有”，“官员所有”）。但靠这种掠夺而积累的财富，并不能有所发展，靠苏联模式的“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中国经过30年的奋斗，结果还是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邓小平于是发起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改革开放，而引进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先天的出身差异，让出身权贵世家的红色家族，可以轻松借位起家，大陆的红色家族群落，从早期开始，都为自己家人大事“开疆辟业”从商谋取暴利。这些经商的红色家族，个个亦官亦商，掌控亿万规模的国家资金。红色家族主导的，都是需要权力和特别许可才可以进入的行业。比如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他披露，“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在大陆，红色家族触犯法规，在当局的和谐以及维稳的大原则下，通常是畅行无阻。如今红色家族也跨海在香港捞钱，廉政公署早前还拘捕5名上市公司人士，指他们诈骗股东逾千万元港币；其中包括政协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侄儿成之德、前国家副主席的侄女荣智丰。2009年，香港警务处还搜查中信泰富公司总部，前国家副主席之子被迫辞职。

今年7月《投资者报》对在上市公司中任职的“前官员”做了一次统计，发现到2009年底，在768家上市公司中，有1,599位高管人员曾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大到副部级、司局级官员，小到科长、处长，各级干部应有尽有。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从数量上看，国企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1.4%。

大陆干部下海从商，在1992年曾大规模出现弃政从商，1986年就辞官下海的叶康松，被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如今的叶康松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此后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在这些前官员中，有275人的原官职为科级及以下级别，其余1,324人的官职均为处级或处级以上，甚至有11人为副部级以上高官。但这还并不包含央企高官，因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合法官商，属编制内高官。

浙江大学教授柴效武曾撰文指出，官员离任之后，虽然手中权力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任时结交的各种关系，在离任后一并收获。这种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转换催生了“权力旋转门”现象的大量出现。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中，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缺乏透明，并且，普遍存在着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选择、以政策干预代替市场规律、以行政管制代替市场经济。公司为了降低权力租金成本，聘任在前官员作为高管团队成员，以打通行政部门的行政干预，无疑是实惠而高效的选择。

此外，还有一种酬庸性质，当官绩效差就分配到国企去吃口粮，如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原本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后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但其担任足协掌门人任期内，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每况愈下，被免去官职并派至中体产业担任董事长，这种国企绩效当然不会好。还有一些机构在改制前为公务员编制，而改制上市后，原官员进入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如矿务局、港务局等部门。另有如TCL的李东生，他原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在青岛的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将企业转变为自有，成为独立的商人。

从中国首富牟其中被控信用证诈骗开始，杨斌被判刑、周正毅被捕、仰融出走以及多位富豪下马，许多人欲一窥中国富豪的神密面纱，和他们的发家史。国美集团董事长黄光裕，曾三度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2008年11月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起因包括涉嫌“操纵资本市场”、洗钱等，可疑往来资金约有700亿元。官方称黄光裕在三联商社、中关村两上市公司重组、资产置换等重大事项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他为了让国美去香港上市，曾向多名官员行贿。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26岁就拥有38亿（5.61亿美元）资产，2007年2月被警方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资。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的董事长王德军（初中毕业生），短短数年，以0.98亿美元名列200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167位的富豪，入读清华大学EMBA，2004年因涉嫌巨额行贿判刑；他曾用4000万元买入4.6亿的国有资产。

1990年代中期走私活动进入比较猖獗的时期，1996年初，国家五部委发出联合打击走私的专项整治动员，随后赖昌星、林春华等一批靠走私发迹的富豪被陆续终结了走私狂欢。1980年代以来，“走私汽车大王”陈励生，运用父亲陈同庆（湛江市委书记）的权力和影响，疯狂走私，几年间狂赚了几亿元。林春华从1997至1998年7月，油量走私相当于1997年中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1/10，号称走私界的“石油大王”。李深则更为张扬，他的中正公司垄断了湛江的报关业务，即使陈励生走私，也须由他的公司代理，缴纳通关费。而如今逃亡加拿大的赖昌星，更是海内皆知，他是1949年以来最大走私案的主角，拥有百亿元财富，走私货价高达500多亿元。以行贿为主要形式的官商结合，几乎贯穿于大陆市场化改革30年全过程，是大陆富豪快速积聚财富的最有效方法，也造就高比率的富豪下马记录。

现在问题是，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经济？它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邓小平扬弃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上松绑，让私人可以发挥其力量，让中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要实行这个政策，也是有巨大阻力和风险的，但他顶住各种压力和非议，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后来者也几乎坚持着，一直维持到整个19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直到进入21世纪，人们一直用“政治加紧、经济放松”来概括上述历史特征。只是到了近几年，这个概念似乎要修正。现在已不需经济放松了，变成“政治加紧，经济收网”。当然，是慢慢地收。

这个收，当然也不是收光，总有一部分要留给私人企业的活动。现在，最重要的一些经济上的发展项目基本上都由政府、由党来控制。这个“政府”和“党”，也从没什么分别，党政一家，是为国家。

据最近世界银行发表的资料，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也投资很多钱，放在刺激经济发展上面。这个刺激的费用、刺激的预算有4万亿元，其中主要都是投给了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如今最大的国企，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跟专家的分析，有129家。这129家囊括了中国国防、能源、交通、电信、运输等等资源，进行了独有的垄断。而私人企业，包括外国投资企业，曾经对中国经济腾飞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等到党国企业翅膀硬了之后，就可以卸磨杀驴了。民间经济学家曾经用“权贵资本主义”形容中国经济的特征，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党营资本主义”。

说“权贵资本主义”也没有错，它的焦点是重视在个人方面，即高官子弟、党政的高官、重要领导人的子弟上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从体制方面说，中国经济就是党控经济。党把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都全部严厉地控制在手上；这样似乎就觉得非常安全了，可以永远代表中国和人民了。

人们知道，在20世纪末的那些年，许多国营企业都解体、卖掉，造成许多下岗工人的问题。现在，反而又倒过来了，中国的所有大企业都抓在国家手上。由于在世界经济上投资的钱多了，所以党越来越富；垄断的国营企业，又称为了党的财富制造工厂。而这个财富制造工厂，当然从党的立场上来讲，还是他们的子弟来控制最放心，所以许多高干子弟回到中国，多半走企业的路子。这样，经济和政治合二为一了，“政治加紧”跟“经济收网”也就开始了相得益彰。

面对中国的持续经济发展，西方有人提出“中国模式”。有外人这样吹捧，中国的一些爱国学者，更是兴奋不已，似乎中国的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但一些头脑清楚的中国学者，则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例如，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在台湾出的新书，书名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场，二是采用了西方的金融技术；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的经济发展，延后到1987年才开始而已。同时，陈志武预测，中国官方和学界越来越相信大政府模式，将可能带来财政危机。

中国历史学者袁伟时则在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谓中国模式。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袁伟时认为，大陆建政60年，“前30年走了一条计划经济的错误道路。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后30年的经济开放改革，“无非是在经济领域里接纳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农村半遮半掩地恢复了私有制，城市也有了相当的经济自由，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袁伟时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国独有的，只是我们学的还不够。中国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主持编制国际通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周有光教授今年已105岁高龄，但他的头脑比那些20多岁的愤青们不知要清晰、健康多少倍。不久前他接受广东《南风窗》杂志采访时说，不存在“中国模式”。因为所谓模式，就要有别人学习、模仿你，可是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这位经历反右迫害，深知专制之害的老学者强调，“从专制到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某个国家要不要的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而不是民主。”

中国宪政学者、“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更是毫不客气，他批评说，“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的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何异？”陈永苗比较历史，“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哪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模式，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其实，“中国模式”的提法本身就非常可笑。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连执政党本身都称之“思想解放”、“松绑”，也就是说，原来是禁锢的，把中国人绑死了，现在松开一下，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大的经济活力。所以解放和松绑本身，就已说明中国没有模式，仅是一种不要禁锢和捆绑的人性的天然需求而已。

中国现在经济起飞，就是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史，更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是“双轨制”，即政治专制下经济开放，结果为贪污遍地、腐败横流。如果说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巨大的腐败，巨大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在的“政治加紧”跟“经济收网”，则成了一种对中国人新的禁锢和捆绑，将成为社会不公、正义不存的新型渊薮。

从中国新富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到“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经济的特征，而目前越来越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谓“党营资本主义”，都无不证明没有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只能越来越走向历史的反动，中国最后将成为全世界共同唾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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