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日本小说《告白》第一版推出，仅半年时间，该书已再版18次，目前，该书各种版本的总销量突破了270万册。2009年4月，其作者湊かなえ击败东野圭吾和伊坂幸太郎等大众文学名家，成为首位甫出道便获得日本书屋大奖的作者，获奖时年36岁，职业家庭主妇。2010年6月，据该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公映，至今累计票房超过30亿日元，连续4周高居日本电影票房榜冠军，并带动该书推出的袖珍版以每周超过10万册的销量打败村上春树等名家名作，连续6周雄霸日本袖珍版书籍的销售冠军。由此，湊かなえ成为日本文艺界近年的风云人物之一，有人甚至称之为日本的罗琳（《哈利·波特》的作者），指两人均从家庭主妇一跃而成畅销作家。
    但《告白》绝非如《哈利·波特》那样讲述少年学习魔法的故事，它甚至有点少儿不宜:作品以推理小说的形式揭开校园暴力后面环环相扣的家庭教育、少年犯罪、差别歧视等日本当下社会问题,并以血腥和暴力轮番撞击读者内心的道德尺度。

告白之重
    书一开章就是森口悠子，初一B班班主任的辞职告白。在这段漫长的独白中，她先解释自己因家贫只好选择可免除偿还助学金的教师职业一事；接着介绍了有“圣职者”之誉的樱宫正义的事迹，这名浪子回头式的热血教师热衷于通过各种公开渠道，剖析年轻时因缺乏家庭关爱而自我放纵的心路历程，苦口婆心地劝谕当下与他有相同经历的年轻人回头是岸。
    尽管都知道这是老师的临别告白，但同学们似乎嫌老师唠叨家常，故课堂一如往常般喧闹，直到森口漠然道破辞职原因——她是一名单亲母亲，独生女爱美不久前在学校游泳池溺毙，警方判断为意外，森口却认为女儿死于谋杀，两名凶手就在班里。她以A和B来命名这两个学生：A是性格孤僻但又想方设法引人注目的小发明家；B是备受家庭溺爱却经常被同伴取笑胆小怯懦的富家子。课堂顿时死静，大家恍然大悟，森口说的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事件，它将牵连到这个班所有学生的人生。
    森口继续独白，事实上樱宫正义正是其前男友、也是死去的爱美的父亲。当樱宫和森口决定奉子结婚时，准父亲查出自己是HIV携带者，森口和爱美幸运地没被感染。森口本来坚持要结婚，但这两名一线教育者商量来商量去，深知日本社会对单亲孩子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对艾滋病患者孩子的接受程度，为了不让孩子受歧视和排挤，两人终未成婚，森口独自抚养爱美，孩子成了双方唯一的希望。
    女儿被杀，一条幼小生命的死去，其原因仅仅来自于A的又一个要成为媒体焦点的愿望，以及B想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的手段。森口无法理解樱宫至死信奉的爱与宽容，她知道倘若对簿公堂，少年法会使杀人者逍遥法外。即便日本少年犯的年龄限度从16岁下降到14岁，但还是有人能钻到法律空子，而杀害女儿的两个学生，恰好13岁，也即他们就算被认定杀了人也不用承担相应的处罚。于是，森口选择了另一条近乎残酷的道路，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私下制裁这两个学生：
    “我在两位下课喝的牛奶里混进了樱宫老师的血……问题不会立刻出现，请你们在两三个月后去做血液检查……要提醒你们，HIV的潜伏期是5~10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能真正体会到生命之重，真正体会到自己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希望班上其他同学不要差别对待这两人……即将到来的假期，我要陪爱美的父亲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段……”
    第一章《圣职者》以森口冷静说出复仇手段结束，也因此潜藏了无尽苍凉悲愤：本应以教育和保护学生为天职的教师却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第二章《殉道者》里“告白”的主人公换成了班长美月，她在写给森口的信里描述了老师辞职后班上的情况。B因刺激过度再不敢来上学。同学们则俨然成了审判者和执法者，找到可以肆无忌惮攻击的目标，打着主持正义的旗号上演校园暴力狂欢大片。只有美月同情A和B，并天真地相信森口的原意只是要两个少年反省而非让他们走向更坏的境地。但美月受到同学的唾弃，最终也成了校园暴力的牺牲品。
    第三章《慈爱者》是B犯的母亲的“告白”，道出了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从一味偏袒到绝望得要与B同归于尽的心理轨迹。接下来的两章分别是两个杀人者的“告白”，交织着恐惧、自以为是、脆弱、憧憬乃至残酷的少年情绪。
    该书由一章一个不同主角的告白连接而成，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自话自说，读者透过一重重罗生门，从不同角度、不同场面看到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在这些孩子心灵里种下了丑恶和仇恨。
    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一场接一场的谋杀？问题在书里，答案却在书外。

《告白》涉及的日本校园暴力问题
    早在1980年代初，日本就产生了大量反映校园暴力、校园欺凌、少年法问题、家庭教育以及家庭伦理观的文艺作品，这类作品至今仍能大行其道，乃因上述社会问题不仅未能得以解决，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倾向。
    事实上，日本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的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末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83~1987年该问题一度得以缓和，但1988年后这一问题重现上升趋势。2009年6月，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一项针对首都圈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称超过八成学生有过欺侮他人和受欺经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研究所自2004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东京及其周边城市的13所小学、6所初中共约4800名学生进行跟踪调查。2004年6月针对687名初一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8.4%受访者从未遭遇过“遭朋友排挤、无视和背地说坏话”等欺侮。但到2006年11月实施的调查显示，这些已经念初三的学生中，从未受欺者的比例已下降至19.7%。在“是否以同样方式欺侮过他人”问题上，81.3%的学生承认“有过此类行为”。此外，2006年11月针对738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97人未受到过欺侮，不仅受欺学生比例高达86.9%，曾欺侮过他人的学生比例也达84%。
    更需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证明日本只有20%的校园暴力侵害行为是个体实施的，在教室中发生的群殴行为经常会覆盖全班同学。这种发生在教室里的暴力参与者被划分为四个层级结构：受害者、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旁观助威者、未参与者（处于现场旁观者）。各种不同的角色很自然地形成了“团体动力”，造就了这样一种恶性氛围：参与的学生越多，侵害行为愈持久，其侵害行为的频率愈高。也就是说观众越多，侵害行为就会越凶狠。《告白》的校园暴力狂欢甚至达到全班同学一同逼迫美月和她所同情的被怀疑HIV携带者A亲吻之地步，其意识之暴戾不免令人毛骨悚然。
    另一方面，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教育部)2008年针对公立学校92万教员的调查结果，2008年共4995名教员因精神性疾患病休，其中大半为抑郁症。文部科学省解释其中主要原因时指，日本因面临少子化的社会问题，故各界对保护少年儿童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由此，教师的职责本已大幅增加，部分家长却还要把教育的责任更多地推向学校，这无疑极大加重了教师的精神压力，造成越来越多的教员因精神性疾患病休的问题。

校园暴力的家庭因素
    事实上，校园暴力的产生离不开家庭因素。某种程度上看，暴力发生在校园，但其生成地点却多在家庭。调查显示，校园暴力的施暴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问题少年”，他们的家庭或家庭暴力不断，或父母离异，或父母有一方去世，这种情况下，他们享受不到家庭温暖，加上平时缺乏关怀、引导和管教，便常常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告白》里A犯一再设局杀人，只为向弃他而去的科学家母亲证明，自己深得其天才遗传基因——母亲曾在A的童年一再抱怨A天资愚钝，不配做其儿子，屡次虐待A，并最终抛弃了A。
    值得深思的是，仅今年1至8月，日本已发生12宗轰动社会的虐儿致死或重伤惨案，借用日本专家评论，案中的虐儿行径已达“脱人格化”程度（指无人性的做法），由此是否可以合理推想，正因有这种家庭暴力基础，才催生了校园暴力里的主角？
    另一种是被过分溺爱的子女。与“问题少年”相反，在少子高龄化的日本社会，同时存在着溺爱孩子的社会现象。孩子因受溺爱，致其心理成熟期推迟，自控力差，情绪易激动，导致突发性、随意性的暴力事件。而且在溺爱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严重，形成遇事只考虑自身利益、漠视他人存在的偏狭性格。在这种性格的支配下，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了外界侵犯，就会立刻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反击，包括伤害他人身体乃至性命。现实中不少家长如《告白》中B犯的母亲那样，不懂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教育规律，结果铸成大错。

    需要补充的是，《告白》结局被认为神来之笔：樱宫正义因信仰而坚持宽恕两名学生，故森口实际上并没能把爱人的血混进学生牛奶中，换言之，真正使森口达成复仇愿望的恰恰是杀人者自身的心魔，杀人者所在的学校及其家庭环境，自然还有社会。或许，这才是校园暴力最沉重的告白。

                                                   已发表于南风窗2010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