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银发》杂志发表文章说，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人，占中国总人口25%。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多老年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所以说，崛起的中国是年轻的，但享受的人们是衰老的，这就意味国民越干越没劲，赚来的钞票全为养老族，年轻人靠不上边，沾不上光。

现实表明：中国年逾六旬的人口已经达到1.44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中国就是一位衰老的巨人，尽管富裕起来，但“头重脚轻根底浅，年老体弱咋花钱？”。另外，中国的人口不平衡，因为中国人的重男轻女，导致男对女是三比一的比例，会自然形成“一妻多夫”的怪现状。特别是中国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农村老龄化程度要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这给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中国人越活越累，累就累在老人没人照顾，形成“夕阳无限好，只是无老保，家族四二一，自顾都难保”。因为中国的老人院奇缺，制度不健全，人们越活越担心，老了咋办好？

数据证明：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亿人，占中国总人口25%。这就要求三位年轻人照管一位老人，国家是银发产业占重要位置。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超过2000多美元。发达国家一般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美元到1万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因此中国应付人口老化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呈现出“未富先老”、“未老先衰”的局面。

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挑战是社会养老保障及社会养老服务。虽然，中国政府将把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纳入国家反贫困战略和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并着力解决其中60%分布在农村的老龄人口的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好的事情，且中国的“独生子”为养老保障带来很大障碍。从现在开始的20几年，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被抚养人口比重较低的“人口黄金时期”，也是应对老龄社会的关键准备期，中国必须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老龄化高峰的准备工作。

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目前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其中上海以18.48%位居第一，天津、江苏紧随其后，北京以13.66%的高占有率位居第四。庞大的老年群体给养老、医疗、社会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是一般人群的3至5倍。目前，全国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8.6张，比发达国家少7、8倍。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空巢老人比例很高，全国大约有3000万的老年人需要照料服务。

《日本银发》杂志还指出，从21世纪初至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中国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为 17.17%；2021年至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2051至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规模稳定在3至4亿，老龄化水平在31%左右。

人口老龄化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育率下降，二是死亡率下降，今后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的影响将逐步减弱，死亡率下降将成为老龄化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政策可能会调整，但在这几年不会有大的变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5个特点：一是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只用了27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就从7%升至14%，而法国用了130年，瑞典85年；二是人口老龄化呈现由东到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上海于1979年最早进入老年社会，而宁夏要到2012年才能进入；三是农村老龄化高于城镇，这种倒置的状况要持续到2040年；四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年社会时人均收入为5000至1万美元，而中国目前刚刚超过1000美元；五是老年人口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

目前，日本的夕阳银发产业发展很好，在亚洲应该是样板。老人一退休，60岁到75岁大都居家养老，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特别是市、町、村主动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让他们无偿为社会做贡献。即便从工厂60岁退下来的人员，走上社会还可以再就业。因为环境卫生、交通管理、社会福利等地方几乎都是“银发族”，是这些人燃烧人生第二次光和热，让社会更加劳动平均化、幸福平等化、收入自由化。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缺陷。2009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发布报告说，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充足的和可持续的全国养老制度。

“老有所养”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的最基本福利，也是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10年7月份，中国“老龄办”首次发布《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说，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亿6714万。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899万，并以每年100万速度增加，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其中，仅有430.9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能按月领取高龄津贴。

据BBC中文网报道，有分析人士总结中国养老问题主要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层次缺失和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低，以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

在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问题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是农村养老保险。一位姓方的湖南农民在接受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时说，国家给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太少了，最低为每月55元，最高不会超过100元，现在物价这么贵，无法解决养老问题。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程寨村一位85岁的老人，儿子今年1月死去，老人无人照料，4月份被发现活活饿死在自己居住的废墟里。村民指责村干部不履行救助责任，村干部的回答是：“谁让他没有儿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今年9月5号刊载长文说，在中国不断延长的寿命和独生子女政策给社会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于子女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家庭赡养老人的模式将告失败。西方观察家预测，2030年，中国1/3的人口進入退休年龄，可是养老金该从谁那里来？！

中国各地的养老保险费各有不同,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城乡的养老保险费最低为每年960元，最高7420元。有人按15年缴费计算，从45岁起每年缴96０元，满60岁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额为94.5元。而中国的公务员退休金高，而且不必像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一样缴纳养老保险。BBC的报道说，目前中国有很多自由职业的人员没有加入养老保险。他们普遍认为政府说得多、做得少，希望政府能多拿出一点钱，给底层人民的养老多一点补助。《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建立福利国家的时间紧迫，问题的严重性将会导致专制政权失去唯一的合法性。《汇报》断言：掌权者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能再无视人们的日常困苦了。”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五个险种社保基金规模发展惊人。2001年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但到2009年底为1.96万亿元，9年间增加了12倍，2002-2009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1%(养老保险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含企业年金基金；城镇职工养老和职工医疗制度中含统筹和个人账户部分)。社保基金规模快速扩大，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社保基金实力极大增强，彻底改变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忧的是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没有跑赢 2.2%的CPI(2000-2008年)，处于贬值状态，且规模越大，贬值风险越大。目前社保五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存银行和买国债，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的投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之前公布的10年平均收益率为9.8%，企业年金2006-2009年平均收益率为10.5%。如果取上述二者中位数10%为基准收益率，剔除基本社保五险基金2%的名义收益率之后，1997年以来五险基金的利息损失高达6000亿元以上，相当于抵消了同期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所有补贴！

在过去几十年，老龄化一直被视为是发达国家的“富贵病”。如今老龄化已经成了全球性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当今4、50岁的这代人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组织的人口学家预计，到207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的顶峰，随后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了。

在人口萎缩所引发的老龄化问题中，东亚社会首当其冲。最严重的危机将出现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龄将超过50岁，30%的人口在65岁以上，每9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80岁以上的老人。中国的情况，不比日本乐观。在2000-2025年间，中国人口的中等年龄预计将从30岁提高到39岁。以这个标准算，中国到时候就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

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老龄化远不如日本严重，实际上却比日本更难应对。简单地说，日本是先富起来以后才老的，中国则是没有富就先老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老人，是个地道的“富翁”，生活中一般不会有大的危机。可怕的是老年贫困，无依无靠。2025年，大约13.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程度时，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的6倍左右。中国在未来16年之内几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60岁以上的人口。他们也就是现在40多岁的一代人，属于计划生育的一代，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到时候可能出现一个劳动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情况，比日本的局面还要严重。加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没有存养老金的习惯和制度，到时候就更无财力应付危局。

日本是个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国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受益于“终身雇佣”的制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能力。这些条件使日本有更大的余地应对老龄化问题。比如人手不够用，可以推迟退休年龄，让老年人继续从事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等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经验优势，大多数能够自食其力，社会负担也能相应减轻。但是这样的措施，根本无法搬到中国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工人大部分都在干体力活。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一半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你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再当建筑工人，就是在服装厂当制衣工也会力不从心。况且，现在许多人50岁不到就提前退休，怎么可能到65岁时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加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老人健康差，不仅无法工作，而且也会增加医疗费用，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老龄化现象，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10年后，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到时候即使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没有人听，“机会窗”会马上关闭，老龄化将拖累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测性，同时又有相当长时间的惯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而非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让人口适当地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急刹车”所带来的意外伤害。要“缓刹车”，就得提前行动20年，通过渐进的政策转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剧老龄化。当局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晚行动了20年，至今还在为此付出着代价。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论，提前20年进行微妙的政策调整，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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