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钓鱼岛事件，是中国“韬光养晦”战略和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在东海的一次过招。狭路相逢，勇者胜。日本政府横下心步步紧逼，以国内法逮捕中国船长，拘留十天、再拘留十天，甚至公然扩军东海，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连扇中国政府耳光。中国政府则图侥幸，从低八度不满到高八度愤慨，反复抗议，只求放人，息事宁人，虽响彻九霄，终究只是嘴上功夫，难见大国应有的凛然尊严。

日本人在张狂中得意，美国人在预谋中缄默，台湾某些政客在算计中窃喜，全世界都在旁观，唯有中国人在屈辱中悲愤！硕大一个中国，民情激愤，难道我们政府都是一副软骨头，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大国的血性，为什么不能为民族尊严亮剑呢？

翻开中国历史，不难发现统治者的懦弱有遗传基因的，这是一部投降者大行其道的历史。朝代更迭，皇帝如走马灯似换个不停，投降者也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在民族危难时刻，总会站出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惧强暴，抵御外敌，但也总有一些媚骨的败类，卖友求荣，沦为叛徒汉奸。以现代史抗日战争为例，抗战期间汉奸叛徒层出不穷，伪军数量连年增加，到了抗战结束，中国战场歼俘的日军伪军两者数量竟然相当无几，达二百余万之巨。处处都有汉奸的身影，处处都是那卑躬屈膝的嘴脸，多少英雄豪杰惨死于这些人的出卖。

投降者有投降者的逻辑，汉奸有汉奸的哲学。投降者都有自己的金科玉律，“识时务者为俊杰”，或曰“明哲保身”，而在《地道战》汤司令的口中，“高，实在是高！再带上几台抽水机，淹死他们……”那种趋炎附势的嘴脸跃然纸上。而刘震云笔下的伪军孙毛旦就更有一番气概，他振振有词地向亲人辩解道：“你们这个也说日本，那个也说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汉子一样！日本是那么好打的？……早晚，中国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荣，将来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们还说什么！”一付奴才的嘴脸更是呼之欲出。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习惯于做奴才的，有骨气的人少，而称得上中国脊梁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中华民族有个美德，叫“视死如归”。可历史上视死如归的英雄却是少的，而那句响当当的话：怕死不是共产党员，如今也不过昙花一现。在“和谐友好”、“韬光养晦”之类光鲜思想外衣下，当下有多少“隐性汉奸”大行其道，在各个核心利益领域丧权辱国呢？

在中国，懦弱也是有充足理由的。中国哲学似乎早就为懦弱者铺平了退路。中国人没有一件事是找不到理由的，信奉一条中庸融通的做人法则，那就是“与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事，中国人都会毫不例外地网开一面，从而也就为自己以后可能犯同类错误留下了退路。按理，国家主权是不容谈判的，领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用无数先烈生命换来的，但我们却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糖葫芦一样哄人哄己的绥靖政策，被当做政治高招被一直喝彩。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争议海域，没有一个国家会中我们的缓兵之计。其结果，只有自己如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搁置在主权的沙滩上。

正因为懦弱是人性一部分，正因为大家都怕死，所以你也就没有权力要求我做英雄。这是懦弱人性对懦弱者最有力的支援，也是懦弱政客们对懦弱政府最默契的响应。只要这个懦弱的合唱一直响彻下去，中国的历史就永远是投降者的历史，就永远是汉奸的历史，是没有血性、没有尊严的历史。

正因为有这无数怕死者的群体，有这样肥沃的懦弱文化土壤，中国人做了汉奸还是那么快乐，那么心安意得。如今，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汪精卫不是都有很多人要为其平反吗？中庸之道也为其找到了合法的理由，要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么是不要“愚忠”，不为腐朽的朝廷卖命。

今天一些精英学者更是出奇地穷思苦想，为汉奸现象找到了不少存在的依据。如国人普遍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如当时政权独裁，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如当时别国强大而我国弱小，长期饱受欺凌；如当时很多精英长期留学日本，有亲日情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当汉奸情有可原，是迫不得已，甚至冠上“曲线救国”之美名，独独就不去分析人自身的精神缺陷。

不得不承认，这些理由都有致命的说服力与诱惑力，而且真能打动人心。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投降就是投降，汉奸就是汉奸。不管哪朝哪代，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背叛了原来的精神坚守。民众做了新朝的臣民是自然的，可官员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大臣，这样的人说到底就是可恶的。因为他吃了旧朝的俸禄，却背叛了旧朝。当下更有无耻者，一面在痛批历史上的汉奸，一面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沦为现代汉奸。

汉奸合理性的理由之所以动人，归根结底还都在于我们首先选择了生，是骨子里生的渴望，让我们对这些理由投去献媚的眼睛。当一个人饿得快死时，这些理由无疑就是一碗诱人的米饭，它摆在那就足以使你丧失所有为人的尊严。同样，当一个人已经在骨子里怕了死，在潜意识里选择了生，那他就没有理由不觉得这些理由正是那一碗适时而至的米饭。

古今中国大多数政客血液里流淌的正是畏死的情结，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死亡是什么，更不知道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所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们总是没有别人的平静，没有别人的坦然无惧，却总是惊慌失措，投降变节，出卖所有，只为一个生。生是什么呢？死又是什么呢？这正是中国文化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中国人对生的理解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活着，活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肉体活着，肉体死了，人也就死了。应该说，中国人的这种理解是很原始很朴素的，而且这种生理上的理解也非常直观与好接受。可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这样的认识与西方人对生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认识与哲学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源头便是《圣经》。《圣经》对生死的解释显然是不同的，在它看来，肉体的死亡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而一个人活着只是肉体活着也不算活着，只有灵魂活着才是活着。向死而生才是真正的生，没有面向死亡正视死亡的勇气，这样的生就是苟活。这样的信仰无疑不是肉体至上的，因为还有灵魂永生这一更高的盼望。正是因为有这一盼望，人可以超越肉体的辖制，而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永生的国度让信仰者超越了肉体的死亡，从这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正是不怕死的。正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肉体生的渴望，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正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见的才是真正的永恒与不朽，所以他们才能够舍弃短暂的肉体生命。

确实，与灵魂的不朽相比，肉体那短暂的生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其保全肉体稍纵即逝的生命而消灭了真理的精神与灵魂，那还不如求得精神永驻而放弃肉体的苟活。可以看见，有勇气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稀微，毕竟还是有的。他们胸怀大志，大爱大勇，心中有民族的尊严，心中有大众的幸福，他们怀着满腔热忱与愤怒，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这正是民族精神之大者。

我们最惧怕什么？说到底，就是一个字：死。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更高的指望，我们才把肉体的折磨与消灭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大限。我们眼睛只看得见物质的东西，而对灵魂与精神总是视而不见。我们从来只看物质与肉体的享受，而对精神的无聊与信仰的迷失不闻不问。而我们的民族也是这样，只看得见物质生活的富有与经济的强盛，而看不见民族精神的未来，看不见经济后面更为重要的东西。

在某种层面上，日本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实际就是一种看破死的精神。当中国“懦弱的生”在钓鱼岛遇到日本“不怕的死”，谁能插上胜利的旗帜呢？

正因此，我撰文大声疾呼：“钓鱼岛是两岸中国人的精神桥头堡。钓鱼岛在，国魂在。钓鱼岛失，国魂亡！让所有懦弱的念头从钓鱼岛滚出去！中国人不惜以钓鱼岛事件对日一战，必将成为中华崛起的首战大捷！”

哲人孟子早就说过：“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如果一个执政党对付民众手段百出，视民为敌，三十六计，炉火纯青；而抵抗外敌，却只有嘴上功夫，黔驴技穷，那还会让国民有多少指望呢？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剧，是民族精神之死。一个政党最大的悲剧，是彻底丧失民心。中外专制者无不最终被人民踩在脚下，古今汉奸无一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执政党当以史为镜。

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国家无论对错，都没有做汉奸的理由。丧家之犬，任人宰割。而一个执政党，首先是国民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对内要善待每一个国民，对外要无惧任一个强敌，不管怎样，都不能做丧权辱国的懦弱汉奸。今天的懦弱，必是明天的耻辱。有仁爱之心，才有真正的社会和谐；有血性之魂，才有真正的国家尊严。